面对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现实，作为负责任的媒体，如何将公众对热点环境议题的关注转化为促进环境保护的正能量？如何将公众争取环境权益的主张纳入法治轨道，而不是促成一系列“无规则运动”？如何通过舆论监督促进政府公开环境信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同时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不久前，由“中欧环境治理项目”在北京举办的一场名为“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媒体角色”讨论会上，相关专家与媒体记者们展开了一场坦诚务实的对话。

◆本报记者王玮

如果从1815年诞生于马六甲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算起，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已续写了200年；就算将1962年《寂静的春天》发表视为滥觞，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也不过50来年。

200年前，为了传播福音，近代报刊“渐行于中土”。50年前，一场“除四害”运动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没有人知道何谓环境保护。

寒来暑往，当前的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压力与挑战巨大。长期的粗放式增长，使我们面临生态环境危机；发展的不平衡，又导致社会处于矛盾多发期；生活水平的提升，让公众对环境权益的主张变得强烈；而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介生态的新媒体，在削弱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同时，却让公众能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

多角度观察环境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的崛起在世界眼中首先是一个经济成功的故事，但是中国在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也有不少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讲述。

“今天来的记者都是跑环保口的，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拿起《寂静的春天》首先发问。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也是标志着人类首次专门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

看到许多人的一脸茫然，贾峰接着说道，《寂静的春天》发表的年代，许多人还沉浸在DDT杀虫剂给人类带来伟大发明成果的分享之中。甚至在1962年前后，世界卫生组织还号召自己的成员国，以DDT的大规模使用为例发行各种纪念邮票。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这么一个女士写了这么一本书，在社会上会唤起一种什么反响呢？大家猜测一下，当时媒体会是什么反应？

记者1：“我觉得会有一些批评，因为社会主流声音还是支持DDT，毕竟获了诺贝尔奖。”

记者2：“不相信书中描述的，可能会认为DDT没有问题。”

记者3：“没想到怀疑，毕竟DDT带给人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认识到DDT对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的危害后，很多国家在70年代就已禁止使用DDT。中国也在1983年停止使用和生产DDT。

1997年，瑞典诺贝尔奖的评委就公开表示，当年把生物医学奖颁给DDT的发明者穆勒是一个失误。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在人类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时常会发现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发明，它给人类带来了短期的好处，然而人类并不知道这些新技术、新发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也许等到发现时，已10年、20年过去了，也许更长时间，也许已经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是当一个新技术出现就欢欣雀跃？还是站在一个冷静的立场，从科学角度进行一番分析？

注重客观公正平衡

当前，媒体报道环境新闻时，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定深度，表现在对环境公共事件或热点问题的报道，大多只关注事件的个案意义，很少把事件放到社会权力运作的大背景中考察；只关注事件在某地区的影响，缺少把事件放到情况相似地区考察的视角。

“能够长期关注并报道环境领域新闻是一种幸运，因为记者能够感受到中国环境问题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外对话》副主编徐楠深有感触地说，之前典型污染报道的故事是，有一个坏人在做坏事，我们要把他揪出来，还要找责任方。可是，特别是在2012年雾霾成为全民议题后，环境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舆论想象，媒体报道要涉及更广的能源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可行性空间等等。

徐楠认为，今天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污染或者能源安全。这些问题在发达国家是分别遇到的，每一个边界都很清晰，但在中国却是一股脑儿砸下来的。媒体要从追随现实、报道现实，到贡献新的公共知识，加入新的公共讨论，要从一种简单的故事性叙事到深入问题的复杂性。现在的故事比有一个坏人做坏事，或者有若干坏人做坏事，或者有几个坏人合谋做坏事，而我是好人，这样的故事要复杂得多。

“再有，冷静分析很多观点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徐楠说，比如环境与健康，到现在为止只能说清楚淮河污染区域大概与癌症比例高发区域是怎样重合，只能做地理范围上的推演。这给环境司法带来障碍。

曾报道过几年前康菲漏油事故的《财经》杂志记者高胜科，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体会。高胜科记得当时媒体都在关注海洋污染导致海产品死亡，给渔民造成重大损失。实地了解后，他发现河北昌黎的海洋环境每年都在恶化，其实漏油事件并不是导致海产品死亡的全部或者唯一原因，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调查中，高胜科还发现当地一些不明赤潮也对海产品有影响，当时中科院研究所也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项研究。然而这些因素也许是利益方不想看到的，但是高胜科认为，作为一名有职业操守的记者，发现了问题就必须写出来，否则就是对事实的不公。即便牺牲最大的传播力也要保证对各方负责。

除了媒体在做有关环保方面的报道之外，《新京报》记者申志民建议媒体同行最好能亲自参与到一些环保项目中，感受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下中国的一些民间环保力量、像近百位企业家共同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像类似姚明这样的公众人物在做的关于大象、犀牛、河马的保护。公益组织和企业家共同来推动环保，这种柔软的力量对政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有帮助的，相信也是政府所乐见的。

持续拷问事件真相

新《环境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环境问题具有成因复杂、影响滞后的特性，环境记者在深度报道中，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或是因环境事件激愤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性，导致新闻报道主观化、片面化。环境新闻理应重点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四川什邡的“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表面上是公众以保护环境为理由，聚集游行示威，表达对环境污染的抗议，其实质是利益冲突。

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环境公共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阳平坚认为，群体事件当中有很多利益相关方，媒体是利益相关方之间沟通的重要环节，作为一个连接点，媒体掌握了各方信息，因此所起的作用也很关键。

前后6次去过什邡调研的阳平坚说，当时网上流传了一张照片，很多媒体人也转了，照片展现的是当地高中生为环境不被钼铜项目污染勇敢抗争。然而真相是什么呢？一个29岁卖烟姑娘，别人借给她一件衣服，让她跪在市委门前，跪了15分钟，拍摄若干张照片后，她脱掉衣服离开了，手里多了500元钱，给钱的人是钼铜项目上马后会关掉的同类型小企业业主。这对以求真为天职的记者来说是不是有些讽刺？

“媒体要做的，是把利益各方都拉到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里，让政府、企业、公众、研究者都在这个体系里发声，媒体要破除对一些身份的刻板印象，以更包容的视角，才能在故事里面有更多、更精彩的贡献。”徐楠说到，以前报道环境新闻总想着经验是不是可以复制，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可复制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地方能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本身就是很高明的智慧体现，有些办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可复制。

在高胜科看来，现在中国媒体包括环境领域专业媒体，在环境问题高发期，究竟有多大空间，能够有怎样的机遇和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的时机，值得研究。从这些问题背后可以看出，媒体跟政府部门之间的互信系统出现了问题。

“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思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有时不可避免害怕一些事情报道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希望将来到地方采访的时候，不会再听到‘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3个终极哲学问题。在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连门卫都成了苏格拉底。”高胜科说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有很多新闻值得报道；这是一个很坏的时代，因为你看到的新闻只是揭示了一部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