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基金是一个动物福利组织，关注广泛的动物福利话题。愿景是建立一个人人善待动物的世界，倡导用温和、理性和合作的方式，传播动物之美，帮助人们了解动物，进而推动观念、行为、政策和法规的改变。

它基金的所有项目，全部围绕“传播”和“改变”而设，同时兼顾建设自身能力和培养社会资源的目的。项目涵盖伴侣动物、野生动物和农场动物。它们之间彼此关联，互为补充。大多数项目都是常年执行的项目，如“它radio”、“它出版”、“它视频”等。

◆本报记者王琳琳

管动物的事就是管人的事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简称“它基金”）理事长张越常在公开场合讲动物与人，以至于大家都知道了她的一句名言——管动物的事情就是管人的事情。这当然局限了大家所认知的张越对动物问题的理解。2015年11月底，福特汽车环保奖15周年公开课演讲现场，她主讲的话题是“动物、环境、人”，其中的一句同样让人记忆深刻——动物问题从来不是单一问题，它一定同时是环境问题，是人类问题，是社会问题。

张越的演讲开门见山。主持人刚介绍完，她便走到台前，连寒暄都没有就开始了演讲。它基金传播主管陆萍说，关于动物保护，张越有太多想法要传达给大家，这就是她的性格，直来直往。

接下来，张越讲了她几天前获准进入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罚没象牙仓库的见闻和体会。132吨象牙像小山一样堆满了整整两个仓库，这些象牙来自1.2万~1.3万只大象。张越担忧，按这样的速度，非洲象将在未来10~15年消失。

她想向公众传达的，是大象盗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数量剧减那么单纯，还会同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大象是草原上的“清道夫”，食荆棘。如果大象消失了，森林和草原就会荆棘丛生，那片土地就会无法放牧。还不仅如此，象牙消费的增加还会滋养盗猎者，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先进武器进行大屠杀，不仅祸害野生动物，而且对当地的社会环境造成危害。

“这是一个动物、环境、人类生存相互影响的链条。”张越说。这样的演讲，陆萍每次都会在现场听，每次听都还是会被吸引，因为张越会把自己的观察、思考融入到演讲当中。就像这次演讲，当陆萍告诉张越时，她如往常一样爽快地答应了，“她这人基本上没什么要求，都是我们对她有要求。”张越总说，只要涉及动物及环境的话题，她随时待命。只要有时间，肯定会积极参与。演讲当天，张越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现场，静静地坐在台下聆听等待。

它基金十几个理事中，张越是参与度最高的一个。除了理事会，它基金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启动仪式、公开演讲等，基本都由张越来抛头露面。这不仅因为“金话筒奖”获得者、著名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张越有她的公益影响在，而且还因为她对动物保护一份特殊的情意。

拓荒不毛之地

张越关注环境议题比关注动物议题早。这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当时她周围有不少朋友是自然之友的会员，比如同事敬一丹。自然之友组织活动时，张越也会录一段视频加以支持。

反倒是动物保护的事，张越是后来才投入更多关注的。2004年，还是《半边天》主持人的张越前往北京郊区一个流浪动物收容站采访，看到脑袋被人钉进钉子、全身被泼了硫酸的狗，被捅瞎双眼甚至被儿童掰碎四肢的猫……满院子都是遭受虐待的动物。张越第一次被动物的事刺激了，“怎么还会有人干这种事啊？你们应该报警啊。”

没想到，大家跟她说，您可真天真，这个没人管。

真的没人管。她吃惊地发现，中国没有“动物保护法”，也没有“反虐待动物法”，只有一部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如今已严重滞后，亟待修订。之前张越涉足过妇女、儿童、大学生等多个领域的公益，哪个领域都没像动物领域这么惨烈，完全没规则和彻底的没人管。

“那我们就做没人管的吧，做不毛之地的拓荒者。”从那个时候开始，张越对动物处境的新闻特别关注，她还主动找到央视做公益新闻的同事探讨如何报道，发现大家在报道时遇到了同样的困惑——不明白。于是，张越反思“咱们至少先教育自己。自己不明白，怎么跟公众说呀。”

2009年，张越与同事组织了一个动物主题的沙龙，往各报社、杂志社、网络电台发邮件，说明沙龙的主题、时间和地点。沙龙现场，来了几十家不同媒体的记者。后来，这个沙龙取名“中国动物保护记者沙龙”，并形成了每月一次的惯例。每次沙龙，都会针对当月最著名的动物新闻，寻找相关的律师、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或志愿者等人士，从不同领域加以解读与分析，让记者明白关于这类事件的是非与规矩。他们探讨过动物园饿死老虎、用屁股坐死兔子、伴侣动物、表演动物、动物虐待等问题，开始意识到这个领域的问题还真不是动物处境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她还养了一只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流浪狗“丢丢”。通过对丢丢的收养，张越开始学着接受生活的变化，学着有耐心处理各种琐碎，学着按时按点遛狗，生活有规律，学着不仅仅高喊爱心，而是为了心中一点儿善意负起非常具体的责任。

一不留神做了第一

随着动物保护沙龙探讨内容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参与其中的记者们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2009年，新版《三国》导演高希希发表了一番“炫耀性”的言论。他在采访中描述剧作如何鸿篇巨制时说：“我们的马在拍戏中一共牺牲了六匹，疯了八匹，连马都受不住了，你想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战争场面吧。”

此言一出，引来全国动物保护者的谴责，张越也站出来公开抗议。动保沙龙的记者们也对此话题穷追猛打，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违法的。很多动物表演可以用特技呈现，不需要真的去虐待动物，要保护表演动物的权益。

《三国》剧组马上联系动保沙龙，解释不是“故意伤害马匹”。最后双方进行了座谈，联合发出“影视剧拍摄中不再虐待动物”的倡议。这次良性互动获得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表扬，也给了张越他们很大的鼓励。但是，张越和同行们也意识到，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动物的个案救助很不现实，没有时间。

他们认为，最根本、最迫切的动物保护措施是进行立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动物保护法和反虐待动物法，而在中国是空白。张越觉得，可以利用媒体人的优势，宣传理念，利用职业平台普及动物保护的理念和知识。

于是，2010年，张越和动物保护沙龙的一群记者筹备成立它基金，致力于立法建设和中国动物保护理念与文明的进程。

没想到，一不留神，张越他们就做了“中国第一”——它基金是大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注动物保护的基金会。

提起这个第一，张越一点都不开心。“这么重要的事情早该有人做，但可悲的是我们是第一家，而且是唯一的一家。”张越认为我国在动物保护这方面的工作，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很落后。

这样的落后、空白意味着艰难。一开始，张越的动物保护之旅甚至采取了一些“傻傻”的方式。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最低限度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而且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面对巨额的注册资金，众人都有些束手无策。有人建议去成都试试，因为当时那里将举办一个企业家年会。

那天下了班，张越他们直奔机场赶赴成都。趁着企业家们散会的时候，张越带着一群披头散发、浑身异味的央视记者，在五星级酒店里四处“堵截”马云、刘永好等企业家，各自拉住一个，激情澎湃地介绍动物保护的理念、项目以及募资请求。“我们就跟人家说这个事业特别好，你一定要捐款、一定要帮助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我拉住的是刘永好。”

“给钱了么？”记者问。

“没给。”提及往事，张越哈哈大笑，“当然，企业家们都认真、客气，听完了计划，乐呵呵地说‘很好，很有意义，我们考虑一下’。之后就离开了，谁也没给钱。”

现在，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会再出现，但一开始，为了它基金，张越这些没有做过公益组织的人，就是采用这么傻的方式。

悲观之上的乐观主义者

这些年来，张越听过很多质疑，最多的就是“人的事还管不过来呢，你为什么管动物”、“你们说猫狗不许吃，那鸡鸭怎么可以吃，有本事就什么肉都别吃”、“你吃粮食不吃，吃菜不吃，植物不是生命吗？都有生命啊。所以你们做动物保护的，全是伪善。”很多反对者给她贴上了“狗粉”、“神经病”的标签。她就像一个行走在荒漠中的人，忍受着人性的罪恶，还承受着孤独和责难。

但是，张越现在还肯坚持留在动物保护领域，就是因为还相信人性善良和良知的存在。她说，尽管中国人是象牙消费的主要群体，但调查结果显示，80%左右的中国人不知道用象牙会杀死大象，70%以上的人说如果知道象牙是通过杀死大象获得的，不会购买象牙制品。

前几日在非洲，她还遇到了一个让她感动的中国小伙子。他复旦大学毕业，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没有找工作，反而来做反象牙贸易的志愿者，与国际组织、当地警方合作进行钓鱼执法。工作非常危险，但他做的投入而且无悔。

“我们做动物保护的传播，一定是基于人是有良知的这样一个原点，相信传播会带来改变。如果这个基本理念不建立，我们的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张越说，“我是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的乐观主义者。”

这些年来，张越度过了很多黑暗与不易。她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恨这个世界。它基金成员彼此间有一个约定：谁干到对人性失望就退出。但是，张越至今没有萌生过退出之意。因为悲观是现状，乐观是力量。有足够的修养、修为和力量的人，会在绝望之上，重新建立信心。

“我希望我没看见，从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我会比现在过得好很多，可如果知道了、看见了还不管，我不忍心。”张越觉得这是命运把她安排到局里来，她甚至觉得自己能够预见未来的境遇。

两百多年前，英国议员威廉·威伯福斯提出废除黑奴贸易、反对虐待动物、保护囚犯利益等主张，“他第一次演讲是被轰下去的，一系列的提案都被嘲笑。”

为此，威伯福斯一度被视为“出卖国家利益”，因为黑奴贸易当时是英国最大的一项国家贸易。他只能不停地演讲、劝说，争取更多人的支持。他的执着让英国逐渐出现了废奴小组、反虐待动物小组，志愿者们开始集资做动物保护，比如他们拉着一匹马在上坡的地方等着，看到老马拉车的、受伤了还被鞭打的，他们就赶快过去把自己的马套上，帮着一起推车上坡。

威伯福斯去世之前，英国宣布废除黑奴贸易，《反虐待动物法》和民间反虐待组织也得到维多利亚女王赐予的皇家组织称号。“最开始那个人是最难的，这个政治家就是历尽一生来完成这些工作。”

“你会像他一样，哪怕几十年也会坚持吗？”

张越说：“我会一直尽我的能力做下去。”她觉得，中国很少有人了解动物保护，可总要有人说话吧？她曾引用印度领袖甘地的一句话来表述自己的理念：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和道德进步的标准，可以用如何对待动物来衡量。

大猫联盟

IT男与华北豹的情缘

我国特有的豹亚种华北豹经历过上世纪的大量屠杀后数量骤减，如今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群执着而专注的自然爱好者在2011年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想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挽救“大猫”的灭绝命运。

创始人宋大昭出生在大山里，曾经是IT行业从业者。出于对自然和大猫的热爱，他放弃了收入不菲的工作，开始坚守在太行山的深林之中，通过科学考察、红外相机拍摄等方式，与山西等地保护区合作进行野外调查和监测，科学评估华北豹及其猎物的种群和栖息地，倡导公众和国家提高对华北豹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

与他一道“潜伏”在深林之中的，还有曾常年在东北从事东北虎和远东豹研究的冯利民博士、在新疆游历了数年的蒋进原、对野生动物保护有着巨大热情的“黑鹳”万绍平以及明子、猫小昭等人。

对于猫盟的成员来说，他们乐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每年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会守在山林里。尽管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我们由衷地快乐。”与荒野为伴，默默守护着他们喜欢的动物，对于他们这些对自然发自内心热爱的人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

如今，猫盟长期关注包括华北豹在内的12种中国境内的猫科动物。团队设计师制作了大量精美的猫科动物周边产品以助其宣传。在长期的野外监测中，猫盟也累积了大量生动有趣的自然影像素材。

鹞之飞羽

守护北京山林“鹰道”

“看，又一只大鸟！”宋晔指着天空上的黑点，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脱口而出，“是猎隼，这在野生动物里很少见。”紧接着，他又拿起相机拍摄起来。

宋晔，是一个有想法的80后，他是猛禽迁徙监测项目的执行人，也是鹞之飞羽生态监测工作室的负责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北京其实是全中国、乃至全亚洲最佳的猛禽迁徙观测点之一，记录在案的鸟类大约有400余种，迁徙过境的猛禽类别约有40多种。

宋晔介绍，每年春秋两季，鹰、隼等猛禽南北迁徙，上千只猛禽会从北京经过，形成了北京山林里的“鹰道”。

出于对动物的喜爱，自2009年加入观鸟队伍后，宋晔便一发不可收拾，在2012年秋天成立了鹞之飞羽生态监测工作室，开始了每天不少于8小时的不间断监测。他们在湖边、湿地、山顶等鸟类栖息地，对鸟类进行长期观察。

通过猛禽迁徙监测项目，宋晔凝聚了一批有能力、有意愿的监测志愿者，掌握了京郊重要鸟类迁徙路线上过境猛禽的大量数据。这些监测数据也被北大自然保护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等科研单位所采用。此外，他们也累积了大量高质量的猛禽影像资料，这为猛禽的研究和保护积累了知识基础。

绿色江南

寻回江南韵味

污染受害者变成环境守护者，“绿色江南”团队创始人方应君既有激情，又不乏策略。

方应君曾是一名工业污染受害者，却在漫漫维权路上开始关心和思考环境污染对家园造成的破坏，并意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专业机构科学、客观、理性地去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于是，他个人出资创办了一家专门做企业污染调研的公益机构——绿色江南。

绿色江南致力于对太湖流域的污染企业进行监督与排查，通过公众关注倒逼污染企业整改和修复环境。他策划过以改善太湖水环境，促进民众饮用水健康为核心的系列项目——生命湖沿岸环境调研。运用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太湖沿岸的工业、农业分布情况，对其分布进行细化，及时提醒公众与政府部门做好预防措施。

同时，方应君还推动地方NGO、媒体资源合作，对太湖流域苏州地区的企业进行监督与排查。通过与政府合作对污染企业进行监督，许多企业在环境方面有了良好的表现。

2013年，以绿色江南、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为主的5家环保组织共同发布《谁在污染太湖流域？》调研报告，方应君等人经过长达7个月的调查，发现太湖流域的数十家企业违法排污，某些重金属超标近200倍，产生的“牛奶河”严重威胁附近居民健康。通过监督，他和同道人士推动几家品牌企业出资上亿元改善太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