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座谈会重要讲话，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就是既脚踏实地又勇于创新地切实推进各自相关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在笔者看来，强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性研究，亟须突出如下3个维度：

一是实践维度。

生态文明这一术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在此后逐渐形成了由中国学者引领这一议题领域的学术性研究。但相对于2007年党的十七大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迅速展开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践同时包括政策化实践和地方性实践两个层面，学术界的理论研究仍是严重不充分甚或滞后的。

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对于党和政府近年来相继出台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年4月）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9月）等重大政策文件，学术界的学理性讨论或智力支持并不够充分，对于其中的许多基础性概念和关键性政策，并未做出应有的扎实理论分析和拓展性研讨。

比如，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核心的“环境国家”或“生态文明国家”构架问题、创建国家或区域性生态补偿机制的环境或社会正义基础问题等。后者的典型实例是对于我国各类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有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迄今为止，由环境保护部主持的全国生态文明试点（先行）示范区有125个，包括19个地市级和两个跨行政区域或流域的试点，其中没有涵盖整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范围的省域性试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的全国生态文明试点（先行）示范区有102个，包括5个省区、53个市州和16个特殊区域或流域。应该承认，对于这些探索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实际进展，理论界总体上还知之甚少。而在非常有限的沟通场合中，理论界发出的声音也很微弱。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性研究的第一个进路是走向实践。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体要大规模、常态化地开展实地考察调研，将理论议题设定与学理分析置于活生生的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体要着力于构筑或适应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与应用架构。知识不再是在理论上推导或实验室虚拟出来然后应用于实践的，而是与现实中的各种社会角色和机制共同创造出来的，生态文明或可持续发展知识尤其如此。依此理解，生态文明实践其实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国际维度。

生态环境挑战和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现实，注定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性质。也就是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和实践，无论是着眼于近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实现，还是着眼于克服局地化实践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或未来不确定性，都必须自觉成为一种国际化绿色潮流的一部分。但具体到现实中，我们将长期同时面临着“请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请进来”更多涉及到的是我国对于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生态经验的学习态度；而“走出去”更多涉及到的是在“请进来”基础上的我国对于绿色中国、绿色世界的目标追求。

就“走出去”而言，应该承认，中国学界与欧美国家学界进行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研究的交流还相对较少。我国迄今更多关注的是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问题。这其中尤其值得提及的，一是自2007年开始的中美学者之间的年度性生态文明论坛，以小约翰·柯布为代表的美国过程哲学学派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予了热情关注和积极评价，明确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作为其渐趋成型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构成性元素之一；二是2014年以来中国学者与欧洲、拉美学者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超越发展’）”的全球“绿色左翼”对话，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的社会主义限定或修饰（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既是我国多年来开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的一种中国化拓展，也使得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得以进入国际“绿色左翼”理论平台。

毋庸讳言，上述学术意义上的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积极性国际对话，仍数量有限。因而，笔者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性研究的另一个进路是继续“走出去”。但需要强调的是，新时期的“走出去”战略需要一种更高、更明确的阶段性目标。那就是，我国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研究者应尽快适应从问题报告者向方案提供者角色的转换。这并不是说，对于欧美和其他国家生态经验的学习借鉴已无关紧要，而是需要更多地阐释中国大地上的“绿色故事”。无论就我国日益重要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还是理应担当的全球性生态义务和责任来说，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都是一种国际对话或互动进程。因此，我国仍将长期是一个学习者，应逐渐调适为一个主动和互动意义上的学习者。

三是学科维度。

作为上述两个方面的一种自然性结果或拓展性要求，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和实践理应更多获得一种学术学科层面上的认可或重视。当然，生态文明建设或可持续发展议题，本来就是一个跨越几乎所有现存人文社科和科学技术学科的交叉性研究领域。就此而言，它对于现有学术学科的挑战性甚或颠覆性价值远大于其本身成为一个新型学科。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目前的国家学科分类体系和高校教学体制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学科边缘化地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制约性因素。

这方面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初环境工程学科的萌生和成熟，并最终成长为目前的一个国际公认的独立学科。如果说当年的环境工程学科结合了环境工程的一些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分支和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分支，致力于解决的是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而凸显的环境（工业）污染问题，那么，如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学科似乎可以致力于解决更加宏观层面上和更加复合性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协调共生问题（“五位一体”或“多位一体”），而且可以吸纳进更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性学科分支。但也许正因为这种超级综合或“穿越”特征，迄今为止个别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教学研究的学科化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往往呈现为一些虚体性的研究中心或院所，而这方面的理论教育大多由学校的通识（政治）公共课来完成。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学科化前景尚不明朗。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学科边缘化地位的主要缺陷是，严重妨碍着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规范性学理研究与正规教育，而一种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和正规化人才教育支撑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则几乎必然是短视的和跛足的。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理论）的最大绿色变革潜能，是它的复合性思维及其实践指向，但却并不能自动实现这一点。但正因为如此，笔者相信，学科化考量或教研模式创新已然成为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性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进路。这其中的关键不是行政性赋予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一个国家认可的独立学科地位，而是使它的学理性研究与正规教育走向制度化。比如，目前国内已经建立的几个生态文明研究院（中心），可以率先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