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对于“是谁最先发明了茶叶”这一问题，史学争论似乎不可避免，但中国是茶叶走向世界的发源地，这一点应该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至少英国人“福钧”是目前能够找到，且西方也承认的最好“人证”。

本质上，《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是一部探究茶叶如何流出中国的著作。内容详细讲述了1848年9月，福钧第二次来到中国以后的故事。第一次他从中国带走了牡丹等“100多种西方人没见过的植物”，并以一本《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而“享誉”英伦三岛。植物猎手的成功经历，终为福钧赢得了一份前往中国盗取茶种及制茶技术、年薪500英镑的差事。

在此之前，茶叶在中国外贸经济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在《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曾描述过中国茶叶与鸦片贸易的矛盾现状。当时鸦片是中国最大进口商品，茶叶则是最大的出口商品，两项商品维护着脆弱的贸易平衡。有资料表明，晚清时代，茶叶出口呈现良好增长态势：1814年增至7000万磅，1851年达9900万磅。而国人一向引以为傲的丝织品出口，“在鸦片战争前一般每年只有几千包，最多不过10010包”。

当然，无论是鸦片还是茶叶，交易对象主要是英国人。茶叶贸易不仅为中国换取了大量外汇，同时也为英国提供了10%的财政收入。19世纪的英国，喝茶已经成为这个不产茶国家贵族的重要生活方式，茶叶一开始还被贴上了奢侈品的标签。

时间回溯到1839年2月12日，就在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的路上，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了。“高瞻远瞩”的英国人抢在历史的前面，开始谋划从中国盗取茶树及生产技术。肩负盗茶使命前往中国的福钧，不过是东印度公司历史布局中的一枚棋子。

为了盗取中国最宝贵的茶叶种植生产秘密，福钧不仅乔装打扮，甚至从举止上还努力模仿中国人。为了最大限度套取利益，福钧一如既往地发扬一位“植物大盗”的“优良传统”。他充分利用中国人的媚外与获利心理，轻松从中国产茶腹地偷到了生产技术，并以极为低廉的成本购得大量优质茶种。以同样的手段，福钧还从福建武夷山轻松盗走了红茶种植与生产技术。颇为滑稽的是，尽管一路上不见刀光剑影，为了抬高身价，福钧没忘了在笔下一再渲染旅途的凶险，并把这次强盗之旅美化为探险之旅。

值得指出的是，在福钧这趟“旅行”之前，英国人的主要饮茶习惯还是以绿茶为主。除了学习采茶技术和获得优质茶种外，在福钧看来，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也许是，发现中国茶工用普鲁士蓝和石膏套色“保鲜”的内幕。并不排除这一内幕真实存在，但这一内幕是否为当时中国茶叶生产过程中的共同“生产标准”尚无更为详细的资料佐证。但从受利角度看，当福钧把这一内幕在英国国内媒体公开后，中国绿茶外销量一落千丈，而福钧盗走后在印度北部开垦种植的茶叶，则迎来了光明灿烂的发展前景。

福钧的盗茶之举，不仅催生了印度及斯里兰卡兴旺发达至今的红茶产业，还使始终蒙在鼓里的晚清丧失维系脆弱贸易平衡的唯一筹码，经济日渐凋零。另一结果是，福钧窃走中国商业机密后不到20年，茶叶贸易的重心就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国的版图内。时至今日，印度依然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产茶大国，这还不包括那些从印度再度衍生的茶叶种植地对国际茶叶市场的大举蚕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些国家不愿承认中国是茶叶故乡的另一根由。

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福钧对自己的经历涂脂抹粉、胡乱吹嘘这并不难理解，毕竟这是抬高身价、跻身上层社会的有效砝码。然而，本书前面所辑今天英国媒体的评价，依然充斥着大量“冒险”、“传奇”等暧昧字眼。福钧俨然成了一位为人牢记膜拜的历史英雄。也许在一些英国人眼里，他们一端起茶杯，眼前立马会浮现一位“探险英雄的伟岸身影”。相反，在中国人这边，眼前浮现的则可能是积弱积贫、任人宰割偷盗的悲凉景象。如果我们看过蓝诗玲的《鸦片战争》一书，也许会对英国人如此渲染福钧之举有所理解，因为在英国的主旋律叙事中，至今依然对史实清晰、对错分明的鸦片战争讳莫如深。

笔者倒是以为，福钧的盗茶之举与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没什么不同，二者都曾大肆非法攫取中国人的资源。只不过八国联军携带的火炮火枪更能刺激人们的功能感观，福钧则以鸡鸣狗盗之术欺骗中国人的感情，形式上没有那般直接激烈。福钧所留文字中确曾偶尔流露过一些不安情绪，但这种象征性的心理谴责，早淹没于他不厌其烦地对中国人强烈鄙夷的文字之中，很难说这不是福钧为自己的强盗行径镶上的一块道德金砖。

强盗，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哪怕这些理论再不堪一驳。古往今来，没有强盗会发自肺腑地同情那些被他们偷盗的对象，否则世界上便不会有强盗。事实上，无论强盗如何渲染偷盗经历的凶险，均无法掩饰“鳄鱼眼泪”的虚伪。

■ 延伸阅读

还有哪些被“盗”走的宝贝？

据统计，在明清时期，中国出口西方大量的瓷器。然而，外国人一直对中国制作瓷器的材料和生产工艺相当疑惑。于是，一批批传教士、旅行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打探中国瓷器制作的秘密。就连马可·波罗也尝试利用一切机会，窥探瓷器生产的秘密，但他的了解很浅薄。

真正系统而全面地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入欧洲的，是法国传教士恩托雷科利斯，中文名“殷弘绪”。他出生在法国里昂的贵族家庭，应康熙皇帝的邀请，作为第一批法国耶稣会赴华传教士之一，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殷弘绪在我国瓷业中心景德镇长驻20余年，经过长期打探，细致地调查、记录了制瓷工艺的方方面面，前后两次以书信形式寄回法国耶稣会，发表在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陶瓷技术流入欧洲，使得欧洲制瓷业一举振兴。尤其是英国瓷业大亨玮致伍德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一炮打响，取代了景德镇的作坊式制作，也终结了欧洲的中国陶瓷时代。而玮致伍德的陶瓷制作，正得益于殷弘绪的技术调查。

与陶瓷类似，丝绸也是我国独有的工艺技术。丝绸制作的关键在于蚕丝和养蚕，而技术移植的首要步骤，在于蚕种。我国历朝历代严控丝绸的外贸。在西汉，桑子和蚕种根本就带不出边境，即便达官显贵也要仔细搜身，休想偷运出国境。

他国甚至想像不到，那些美丽、光柔的细丝是从蚕宝宝的嘴里吐出来的。正因为奇货可居，惦记的人就成千上万。处心积虑窃取、最终成果到手的，是西域人。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述，通过和婚的瞿萨旦那国公主偷带出了桑蚕种子至他国。

此后，各种丝绸和刺绣精品源源不断地经由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至欧洲。与之一并传入的，当然也包括了刺绣和染色的高超技艺。具有浓郁而精美的东方风格的丝织刺绣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后，令富贾豪门以及皇室贵族趋之若鹜、视为珍宝。

由于意大利商人的精明，13世纪时，中国丝绸纺织技术便传入意大利。14世纪意大利丝绸纺织中心卢卡出产的丝绸图案，就带有明显的中国风影响。15世纪末，意大利纺织作坊直接模仿中国图案成为风尚。在意大利制造的丝绸上，出现了中国的飞禽、荷花、水鸟、假山石、卷云等，甚至直接照搬中国风景画。至此，丝绸工艺也不再是我国一家独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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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外交如何理论结合实践？

《国际环境外交》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作者夏堃堡长期从事环境外交工作，曾任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后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高级官员，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环境外交有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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