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琳琳

十几个闹铃

2：17，3：17，4：17……程念亮一口气在手机上连续设置了十几个闹铃。在本该酣睡的夜晚，这些闹铃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叫醒他一次，提醒他逐时整点关注当前气团流动变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及时更新公众关注的微博信息。

在北京市2016年年底的红色预警期间，程念亮所在科室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领导。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所下的每一个决定都直接影响着北京2800万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意味着责任和压力。

“风来了，风来了！”

2016年12月21日24时，北京即将解除第一个红色预警。预先的判断能否符合现实发展？预警的解除是否契合空气质量的好转？很多人在静静地等待着。

凌晨三点，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空气质量预报群”被一条消息“炸”开了。“风终于来了，已经到延庆了。”尽管已是深夜，但很多人迅速对这条信息做出了反应，不断有人发出鼓掌或欢呼的表情。很快，又有人发来了昌平区的PM2.5实时浓度，海淀的……数字已经降下来了。按照这个速度，不用等到天亮，北京城区的空气状况就会改善。很多人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落下了。第二天，冬日里的蓝天如期而至，工厂复工，学生复课，很多北京市民迎着阳光，走出了家门。

“工作变容易了，也变难了”

邱启鸿从事空气质量预报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1997年夏天，他从北京大学气象学专业毕业后，就在北京市环境监测站从事空气质量月报和周报工作。两年以后，随着北京市空气污染治理工作的需要，开始从事空气质量预报预警的业务和研究。

“工作比以前容易了，但也变难了。”邱启鸿说。2006~2008年，他使用的预报预警体系是多模式集成预报系统，现在，结合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施，很多和他一样的预报员都用上了基于AQI标准及三维立体监测的预报预警技术体系，不仅有集成数值预报系统，还有动态统计预报模式、重污染案例库，气象产品的提升和海量数据的应用也给预报工作提供了很多技术支持。

不过，预报是预警的基础，是实施重污染应急的依据，相对于现在公众和管理的需求，预报工作比原来难多了。

“对极端空气污染过程的把握比较有数了，但要想在中小尺度的空间范围内，对时间过程做出精细预报，以便支持污染治理和重污染预警的精准控制，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传帮带”中成长

程念亮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研究生期间更是研究了3年的空气质量模拟预报，但是刚开始工作时，他就发现，想要真正做好空气质量预报工作，并不容易。

首先要读准天气图。目前，预报员使用的气象产品有日本的、韩国的，也有美国的。根据自己的偏好，程念亮选择了韩国的气象图，因为韩国气象图对高压的描绘更加清晰。

不过，光看气象图还是做不好预报，还需要对污染源变化、大气条件对扩散传输沉降影响变化、实时空气质量变化监测、大气化学机理规律，尤其是重污染过程影响的认识等主要影响方面有深入认识，将这些综合起来分析后再做出预测。

程念亮一开始对自己的预报结果与结论并不自信，但好在大气室有“传帮带”的传统，每位老同志都会毫无保留地教授新成员。在团队前辈的鼓励下，程念亮敢大胆地“报”了，并且在不断地预报和实践中，已经成长为成绩突出的青年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