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骋华

欧亚大陆是世界最大的陆地板块，大却不意味着道路贯通。翻开地图，欧洲平原和东亚之间横亘着崇山、高原、荒漠和戈壁，以至于互相隔绝。在交通工具简陋、通信手段稀缺的古代，一个人如果从中国长安出发前往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仅仅翻越帕米尔高原就得饱经磨难。加上随时出没的盗匪可能夺人性命，用“九死一生”来形容这段旅程，毫不夸张。

即便如此，这条危机四伏的长途却总是驼铃阵阵、人流不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旅行者，化作白骨，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警示路标。

究竟是哪些人，甘愿冒死亡风险，沟通欧亚大陆两端呢？我们不妨以美国学者斯图亚特·戈登的《极简亚洲千年史：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为范围，做个样本统计。在这本21万字的著作中，戈登讲述了8位旅行者的故事，其身份可归为3类：信徒、使臣和商人。他们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主体人群。

为什么偏偏是这3类人？在我看来，一切皆源自他们背后的驱动力：宗教信仰、权力意志和商业利润。正是这3种驱动力，将一代代信徒、使臣和商人推上陆路和海路，连绵不绝地进行着跨地域、跨文化交流。

这3类人的驱动力各自不同。对信徒而言，传播宗教理念无疑是最强烈的动机，个人安危算不得什么。这方面的代表，如玄奘法师。玄奘不顾唐初禁令，偷渡出关，穿越“八百里流沙”时断水断粮5天4夜，几乎丧命。没有求取真经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出这一壮举的。

促使使臣们跋山涉水的，则是权力。所谓“凿通西域”，实为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的副产品，而使臣张骞为此舍命异域十多年。可见帝王的意志多么强劲。

《极简亚洲千年史》还单辟一章介绍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规模和时长都首屈一指，更是国家意志和国家财力的体现。

商业的力量同样巨大。马克思说“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何况几倍、几十倍？丝绸之路上运载的多为丝绸、瓷器、珠宝、香料等奢侈品，从出产地运到销售地，价格翻几番。巨大的诱惑让人们趋之若鹜。

12世纪的亚伯拉罕·本·易尤做的就是香料生意。他的商船满载黑胡椒、肉豆蔻，经地中海和红海，横渡阿拉伯海，抵达印度西南部港口门格洛尔。以此为中转站，香料贸易传遍东南亚和东亚。作为中间商的易尤因此致富。

千百年间，信徒、使臣和商人各怀目的，辗转迁徙于丝绸之路上。这并不是说这3类人各行其是。功利地看，他们至少是互相需要的。

信徒需要君王和商人作赞助人，供养日常生活，支持传法活动；商人需要权力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以保障财产，也需要宗教以安放灵魂；君王则利用宗教为统治背书，笑纳商人的税收和进贡丰盈府库。

以玄奘为例，经历生死考验后，他来到信奉佛教的高昌国。高昌国王鞠文泰款待了他，并备好金银、马匹、随从等。此后玄奘一路上受到各地统治者的热情奉养，顺利抵达印度。若缺少世俗权力的护送，他能否成功，是要打个问号的。而且，玄奘动身前佛教就已在中亚扎根了，这当然是统治者力推的结果。

宗教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贸易。由于信徒对宗教用品的渴求，使其成为重要货品，自有商人千里迢迢贩运。而沿途的寺院，为商人提供了补给点。商人呢，则是寺院的主要赞助人——旅途凶险，他们需要神灵护佑。15世纪~17世纪，亚洲迎来伊斯兰教第二波扩张，商人就充当了重要角色。

商人也需要统治者。陆路上劫匪横行、海路上海盗出没，死难者不计其数。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铸社会秩序，维护商道安全。罗马帝国强盛时，丝绸之路沿途各地区政治稳定、贸易畅通。待罗马陷入内忧外患，贸易立刻受挫。

在《极简亚洲千年史》所叙述的历史时段（618~1521年）里，这种情况屡屡重演。唐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莫卧儿帝国……每一次大国兴衰，都会深刻影响丝绸之路的政治格局和经贸生态。长安、巴格达、撒马尔罕衰落了，没关系，北京、苏门答腊、马六甲将接班成为新的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

如此看来，宗教、权力和商业从来都难分难解。它们共同推动了亚洲与欧洲持续千年的交流，并形塑了各地区的社会形态。同时，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圈”逐渐形成，动物、植物和人造物在圈子里流转交换，共同演绎着一段段奇妙的旅程。

稻米原产于中国，后来稻米种子及种植技术传入东南亚，成为当地主食，如今“泰国香米”享誉世界。旅行者还将稻米带到北亚草原，在那里，它被尊奉为高级食材。永乐13年，郑和使团从东非运回麒麟（即长颈鹿），中国人开始培育长颈鹿。同时期的东南亚，中国铁锅和泰国鱼酱是获利最丰厚的商品。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中国陶瓷与丝绸、大马士革刀的廉价复制品，更是遍布欧亚非，为普通人享用。戈登还注意到，亚洲君主普遍使用遮阳伞、拂尘、鼓、号角作为权力象征物，也都喜欢赐给臣子华服。

显然，这个“朋友圈”越来越庞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纳。但，没有任何一种国际结构是恒定的，变化总是潜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在丝绸之路不断绵亘的多年时间里，那些旅行者们促进了文化交融，让世界联系得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