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旻

一

一张敦煌石窟北周的飞天数字壁画创新作品，一台平板ipad笔记本，一壶刚沏好的茶，摆放在靠近窗户的桌面上。阳光洒在壁画上，壁画仿古的色彩充满了神秘的韵味。

孙洪才，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修复工程师。此时的我们，在孙洪才北京的家中，一提起甘肃敦煌莫高窟，便有了亲切感，彼此间的交流充满了融洽。

“你看，图片里这张就是‘生病’的壁画。那一张就是通过我们修复后看不出有‘病害’的壁画。”孙洪才从容地打开ipad电子相册里的图片，就像是走进了一条远古的画廊，仿佛穿越时空隧道，把我带向了北魏、西魏、北周和唐代的岁月里。

眼前飞翔千年的伎乐人，优雅曼妙的姿态，在时空中穿越沧桑历史；满面尘土的佛像和佛陀，至今保留了它们的本真姿态，这些在壁画修复工作者眼中无疑是最美丽、最鲜活的图画。

43年来，孙洪才在这片因精美的壁画和石窟塑像闻名于世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石窟里，修复着壁画并为壁画摄影，已把生命融入这一幅幅壁画中。

二

作为匠人最典型的气质，是对自己的手艺，拥有一种近乎自负的自尊心。62岁的孙洪才思维活跃、反应敏捷、博闻强记。略微黑皲的面庞上透露出几十年追求艺术形成的自信、执着、顽强，曾经修复过诸多壁画的双手，似乎沾染着七彩的色光。

孙洪才说，莫高窟年代久远，材质是泥土的，十分脆弱，病害又很多。起甲、泡状起甲、颜料层脱落、点状脱落、疱疹、龟裂、裂隙、盐霜、酥碱、空鼓、地仗脱落、微生物损害，这些病灶都是莫高窟壁画的“病因”，特别是起甲。据统计莫高窟存在有不同类型病害壁画大约2000平方米左右。

修复壁画的顺序是从上往下，每人负责一块区域，部分工作需要两人配合来完成。壁画修复工序繁杂，加固、除尘、拼接、边缘修复、制作支撑体等，每一道工序都丝毫马虎不得，每一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

孙洪才打开一个小工具盒，这是1975年研究所发给他的一套基本工具。里面有剪子、钳子、针头、针管、线球、铲子、镊子、清洁壁画的吹球。

“一平方米的病灶，修复需要花多长时间？”越是走进壁画修复者的世界，越是想知道他们这些“医生”是如何给“生病”的壁画“把脉治病”的。

“壁画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不允许出半点问题。干壁画修复这一行比医生做手术还要严谨，比织女绣花还要细致。”孙洪才告诉笔者。实际上，修复时间和修复难度一般根据壁画的病害类型、面积及严重程度来确定，一平方米的一处病害，也许要花上大一周才能修复完毕。

比如，比较严重的空鼓病害，要采用灌浆方法来处理，具体有7个步骤：先利用空鼓部位的裂隙或在无颜料层部位，钻一个直径两厘米的小孔，把注浆管插入壁画与载体的空隙中；再用脱脂棉对可能出现漏浆的裂隙或注浆口进行封护，以防在灌浆过程中出现漏浆污染壁画；然后，用防护支板对灌浆部位进行临时支护，防止灌浆过程中壁画出现变形脱落；接下来，将已配制好的灌浆材料沿注浆管压入壁画空鼓部位；再用带可控支顶丝杆将空鼓变形的病害部位恢复到原位。以上5个步骤完成后，要等待其干燥，干燥过程中利用更换吸水纸垫达到多次脱盐目的；干燥后，取下支顶架，使用与原地仗层材质相同的材料修复注浆口。这样，才算完成了对空鼓的修复。

壁画修复者一进入工作状态，便需要一整天全神贯注。修复包含大量重复性劳动，因为病害治理之后又会重复发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晚上回到住所，他们还要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使用材料、工艺、操作条件、现状描述、工作小结、存在问题、保护修复照片等。

除了精湛的技艺之外，从事修复的人还需要保持极大的耐心。他们也时常冒着摔伤的危险，整天在阴暗的洞窟中凌空给“生病”的壁画治病，绝对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够完成。

三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经过风化和氧化，形状和颜色都会变。包含735 个石窟，4.5万平方米壁画和 2000 多身彩塑的莫高窟也一样。

最初，石窟的修复都带有抢救性质。修复人员看到哪个地方的壁画有脱落危险，就用胶水黏贴，或是用轻薄而透明的材料贴在空鼓壁画上，再用铆钉固定。

上世纪50年代，受我国文化部邀请，波兰来了两个专家到敦煌开展壁画修复试验，当时莫高窟人第一次接触通过针管注射方式修复起甲壁画，而波兰专家对修复材料和技艺严格保密，在修复161号西夏洞时，孙洪才的师傅李云鹤参与这个项目的修复，至今70年了，基本上没有再发生变化。

“师傅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要想当一名合格的匠人，一是敬业，二是认真。既然从事壁画的修复工作，就注定要以洞窟为家，要做最好的修复师。好的工匠，当具谦逊之美，诚实之德。无论过去多少年，师恩不曾忘也不敢忘却。”谈起他的师傅，孙洪才的眼睛发潮了。

1979年，敦煌研究所李云鹤、孙洪才、王进玉参与对天水麦积山的三身大佛进行归位修复的重大项目。这座三身佛高17米，体量巨大，重达上百吨。由于松鼠日积月累将松子、树枝填入佛身背后裂缝处，致使三身大佛离开崖体60公分。如何消除崖体坍塌对石窟造成毁灭性破坏的隐患，是摆在工作人员面前最大的难题。

由于是高空作业，工程脚手架高80米，修复异常艰难，需要倾尽全力、全神贯注。当时采用整体加固法对这身塑像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即在不肢解的情况下，用支顶、捆绑、打锚杆、钢板固定的方法，使塑像达到复原的目的。整整用了3个月时间，他们成功修复。这尊大佛修复至今38年，依然完好。当时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如果完不成这项任务，就是千古罪人。这是孙洪才这辈子做得最大的一个修复工程，也是他最为难忘且收获最大的一次经历，这也是一种对技术的痴迷和从业者的骄傲。

四

对延绵千年的敦煌石窟而言，43年仅是瞬间，足以让一个坚守者从少年变成老者。这是一种单一的工作方式所具有的情味，人与壁画日日相依走过的年代，令人心生敬意。

1972年10月，只有17岁的孙洪才，第一份工作就是莫高窟洞窟的清沙工作，一干就是4年。那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住在老鼠打洞、流沙四溢的环境里，土桌、土凳、土书架、土沙发就是所有的家当。生火做饭时灰土就掉进锅里。吃不上新鲜蔬菜，大部分时间吃饭是伴着咸菜吃完的。风刮起来很凶，沙子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

研究所各种繁杂事务都由职工自己来做，不论种地、植树、除草、放羊、喂猪、打扫厕所、做饭等，职工和专家学者轮流承担。原院长樊锦诗当年也在食堂做过炊事员，雕塑大师孙纪元的爱人蒋毅明放过羊，画家欧阳林喂过猪，第一代老摄影师李贞伯挑过羊粪。

说起自己也曾在距离莫高窟约170公里的榆林窟轮流放羊并值守窟洞，一个人、一座孤窟、一张床、一个灶，一群正在觅食的270只羊。这样的日子一呆就是40多天……这些经历，孙洪才如数家珍。

在孙洪才的职业生涯里，他受命承担了许多地方的壁画和遗址保护任务，如西藏的三大工程，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库姆吐拉石窟的壁画修复，此外还有青海的塔尔寺、瞿坛寺以及玉树的壁画保护修复及现场调查、摄影等工作。

他一共参与拍摄了莫高窟、榆林窟等150个洞窟壁画的摄影（占莫高窟总面积的2/3）。作为数字化拍摄项目负责人，他参与了西藏日喀则夏鲁寺750平方米壁画拍摄，新疆克孜尔石窟38窟壁画拍摄，山东泰安岱庙天贶殿壁画拍摄，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拍摄，河北曲阳北岳王庙壁画拍摄，为后期规范实施壁画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图像资料。

孙洪才只是修复壁画者的一个缩影，和他一样，对石窟的保护默默贡献的坚守者名单很长，段文杰、孙儒涧（原保护所所长）、王旭东、苏伯民、李波……他们用尽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敦煌石窟保存得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