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吕望舒 王琳琳 陈媛媛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生态文明写入宪法。

“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迫切需要统筹考虑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理念、原则、目标和要求，建议尽快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的立法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南、张天任和全国政协委员李朋德、潘碧灵纷纷就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提交专门的议案提案。

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时机已经成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时机已经成熟。

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是构建和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的迫切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各地和各行业，其建设人人有责，成果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上。”王金南认为，我们迫切需要统筹考虑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的理念、原则、目标和要求，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为切实构建完整、协调、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宪法中都有重点阐述，近年来，也出台了不少部门规章制度和地方法规，但还缺少一部统领性、专门性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 张天任认为。

“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立法，分散在宪法及其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环境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等法律部门，由于缺少专门性立法，在实践中造成一些困扰，如生态保护的协调性和衔接性不足，部门职能交叉或职责不清，某些领域存在明显的立法空白、立法层级低、立法碎片化等问题。”潘碧灵说。

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是对现有部门和地方法律规章进行生态化改造的迫切需要。

“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使之作为专门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等传统部门法进行生态化改造，使其与专门的生态文明立法一起形成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整体合力。”李朋德说。

地方立法实践，发挥了很好的“试验田”作用

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方面的先行先试，发挥了很好的“试验田”作用。

《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是全国首部省级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用“红线、警戒线、高压线、安全线、基准线”五线，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

浙江省湖州市在2015年7月施行《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这是全国首部关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规定了政府应当建立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标准化体系、编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

福建、浙江、新疆、青海，以及杭州、厦门、珠海等地的人大常委会也制定了相关条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些探索和实践对国家层面的立法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立法全过程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制定的全过程。”张天任认为，应坚持如下原则：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三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四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五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

王金南建议，“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部署，《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要与推进绿色发展相结合，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相结合，推进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与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相结合，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与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相结合，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

李朋德建议，进一步加强党内生态文明法规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