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楠 马新萍 高楠

5月29日，生态环境部再发重磅消息，通报了哈尔滨等4市大气污染防治不力问题的问责情况，多位责任人被问责。

对于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外界的一个明显印象是，通报相关问题的频次明显提升。

综合来看，相关通报涉及大气污染、非法转移倾倒危废、水污染、篡改数据、超标排放、工作滞后、虚假整改等方方面面，既有企业污染行为，也有地方不作为、慢作为的问题。

可别小看了这一纸通报。对于基层的党委政府来说，辖区环境问题被生态环境部通报，绝对是大事，“压力山大”。

很多情况下，通报过后，紧接着的就是问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在“党政同责”的压力下，各地对通报情况非常重视。

他说，从公布的问责情况来看，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批示，纪委、监察委均介入了问题处理，那些没有履行好保护生态环境职责的，不管是企业，还是地方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一定会依法受到严厉追责问责。

对哈尔滨等4市专项督察发现的问题被生态环境部通报后，65名责任人被问责，其中厅级干部8人，处级39人。

山西三维集团污染问题被生态环境部通报并挂牌督办后，洪洞县长等7名责任人被免职，洪洞县副县长徐玉等8名责任人被停职。

邯郸市因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考核不合格被生态环境部通报后，邯郸市分管副市长被诫勉谈话，磁县、邯郸市永年区、武安市党政“一把手”被处分。

这些问责案例，使得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意识到，环境保护的牙齿长出来了，而且是“獠牙”，要么不咬，咬住就不放。

“这种密集通报，有利于在全国形成一种气贯长虹的强舆论场和高压态势。”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告诉记者，通报形成的舆论压力不容忽视。

杨朝霞解释说，习总书记最近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正是这样的时代潮流，公开通报有利于让各地真正将认识提升到这个高度，从而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切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多位长期跟踪我国生态环境管理研究的人士向本报介绍，公开通报对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意义重大。

以此次被通报的哈尔滨市为例，2014 年12 月，原环境保护部就曾对其政府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建议其对工业企业开展全面排查。2015年、2016年，哈尔滨等地秸秆焚烧问题多次出现问题，成为“顽疾”。而2017年，环境保护部在哈尔滨市现场督查期间，发现百余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2017年11月，原环境保护部联合黑龙江省政府再次约谈哈尔滨，目的就是要让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真抓、真重视、真负责。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突出环境问题解决，就是要在这样一次一次的通报、约谈、问责中不断推进。

“对这些问题进行通报具有典型意义。”常纪文认为，这些被通报的问题都是各领域的典型问题、突出问题，抓住这些典型环境违法案例，有利于以点带面，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包存宽认为，生态环境部密集通报，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履责行为。

包存宽告诉记者，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的职能非常明确，基本职责定位就是“监管”。地方党委和政府是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者，地方工作是否到位，需要生态环境部门来监管。

“生态环境部通报的情况表明，地方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中，还存在说一套、做一套，得过且过、敷衍应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问题，污染防治不力的问题还比较普遍，污染防治攻坚战任重而道远！”杨朝霞说。

在杨朝霞看来，这些通报，反过来也说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依然有待进一步健全。下一步，如何从“中央高压推动”走向“地方主动执法”，如何从“政府责任”走向“党政同责”，如何从“党政主导”走向“社会参与”，如何从“自上而下”走向 “自下而上”，如何让企业从“被动守法”走向“自动遵法”，是必须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通报问题的目的是让大家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常纪文告诉记者，在污染防治攻坚阶段，围绕七大攻坚战役类似的通报会常态化，对于态度不端正、敷衍整改的，应持续通报。

对此，包存宽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他认为，在一些突出环境问题未解决之前，生态环境部的密集通报必须也一定会常态化，这是职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