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平

突然想起，这个春天，章仲锷先生已经故去十年了，就像十年前突然接到的那个电话。

十年前，国庆节日的第三天，10月3日，我的手机突然响起，长长地响着。看着手机，一个熟悉的号码，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预感，赶紧接通，但那边传来的，不是章仲锷先生的声音，不是高桦老师的声音，而是他们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今天凌晨，我爸爸去世了。”果然是个不祥的消息。

接着，章仲锷先生治丧委员会的讣告就寄到了单位。讣告说，10月 9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告别仪式，请生前好友前往。据说，那个告别仪式，是京城文坛的一次悲情大送别，送别这位中国文学编辑界雕像式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坛杰出的编辑家。无奈，我公务在身，未能前往京城吊唁，只能派人送上深深的哀思：“获悉哀讯，深感震愕，万分悲痛。忆章先生音容宛在，教诲犹存，倍感惋惜。然逝者长留我心。呜呼，祝先生走好！”那种怀念，我始终没忘。

一

我和章仲锷先生的相识，源于他夫人高桦。高桦是中国环境文学的倡导者，也是中国环境文学的活动家。她多次组织中国作家环境文学采风团到山西，于是我们就熟识起来。熟识起来后，知道了她还是我的平定老乡。只是她父亲当兵早，担任过傅作义的生活副官，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河南的一次战役里阵亡了。她只知道父亲的名字叫高羊三，只知道父亲的老家烧砂锅。其他，都不知道。

以后，就从高桦那里知道章仲锷先生的诸多文坛趣事。譬如，从编辑《十月》到编辑《当代》，从编辑《文学四季》到编辑《中国作家》，看稿之外，还是看稿，被高桦和女儿说成是“看稿机器”；譬如，从家出门到编辑部上班，不是穿错鞋子就是穿错袜子，拿着稿子边走边看，听不见汽车喇叭而趴在了车头上，反而埋怨司机不按喇叭。章仲锷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磨稿斋”。王蒙怀念他说，他的一生就是读稿发稿改稿退稿，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稿件了。

章仲锷与龙世辉、崔道怡、张守仁被称为京城“四大名编”，他又是名声响亮的“章大编”。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名家名篇，都在章仲锷的“磨稿斋”磨来磨去。山西当代文学的“晋军崛起”，就是章仲锷在他的“磨稿斋”里磨出来的。中国当代环境文学，也是章仲锷和高桦在“磨稿斋”里磨出来的。可以说，是章仲锷磨稿，高桦磨章仲锷。高桦是中国环境报“绿地”文学副刊主编兼环境文学月刊《绿叶》杂志的主编，她动员章仲锷为环境文学写稿，给环境文学造势，让环境文学队伍壮大。

二

据说，上世纪90年代，高桦在人民大会堂组织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发出两百份邀请函，会场只有150个座位，却来了300多人，会议现场特别火爆。之后，高桦和章仲锷组织海内外作家展开环境文学研讨，开展环境文学采风，编辑环境文学刊物，出版环境文学作品，将中国环境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刻。那是中国环境文学最好的时代，也是中国环境人文最好的时代，也是中国环境思想勃发的时代，更是中国环境文化崛起的时代。20世纪末，从环境文学到环境文化，到环境文明，乃至生态文明，中国环境保护的人文思想演化，这应该就是一个源头。

就在章仲锷先生逝世前一年，我邀请章仲锷夫妇到山西采风，在太原，我们组织了一个山西环境文学作家座谈会。章仲锷先生讲，环境文学是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文学在写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之外，实际还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只是，我们过去过分强调文学写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曾把写自然环境的文学看作是回避社会现实给予批判。其实，环境保护归根结底是人对于环境对于自然的态度问题，因此必须着眼于人，从影响人对环境的意识和行为做起。环境文学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回避和对人的忽略，而是从特殊的角度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给予介入。

章仲锷先生说，在中国，环境文学的提出，是生态环境保护由无知转为自觉的一种表现，也是文学发展由自省进而升华的一种表现。他说，环境文学是具有生态特性和环境特征的文学，但它并不改变文学的本质属性和美学特性。它不过是文学的本质属性和美学特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形象化表现，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领域的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形象化表现。这样，文学和自然，都将更具社会价值和时代精神。他说，环境文学是关注人与自然的文学，是关注生态与环境的文学，自然也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学，因而，它更容易唤起公众的关注和作家的投入，更超越任何行业性和地域性而成为具有社会广泛性的文学，因而也是更具人类意义的文学。可以说环境文学是21世纪的文学。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德国作家访问中国，问邓友梅，国际上早有“公害文学”的提法，你们敢不敢发“公害文学”呢？邓友梅说，在中国，我们叫“环境文学”。而在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环境文学，已经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形成了一种阵容。由环境报告文学的轰动和启蒙，到环境社会意识的惊醒和觉悟，再到环境思想理念的萌生与传播，乃至生态文明现代理论的形成，以及生态环境文化现代审美的形成。这里，环境文学起到了破窗或破晓效应。

三

章仲锷先生和高桦老师，正是环境文学绿地上的两片绿叶。遗憾的是，两片绿叶，一片凋零了。这给环境文学留下了许多遗憾。好在，磨稿斋还在。好在，这片绿叶，留下了《忧天佑地与幽思》，留下了《磨稿余谭》，留下了《同渡之什》，留下了《磨稿斋拾遗》，也留下了《永远的章大编》。《磨稿斋拾遗》和《永远的章大编》，是一片绿叶为另一片绿叶编辑的作品文集和纪念文集。让我们在章仲锷先生留下的这些作品里，依然可以看到，一片绿叶在磨稿时的音容。

章仲锷先生是不怎么言笑的，正直正义，嫉恶如仇，他言语沉默，但他的文字不沉默。在他的环境随笔里，可以感受到嫉恶如仇的犀利。譬如，对于中国人的嗜吃，他就深恶痛绝地斥责为：生态法西斯。说中国人好吃却忽略“吃德”，忽略与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并列的“环境道德”。他说，我们生在龙的故乡，却飞禽要吃飞龙，走兽要吃地龙，全然不管保护不保护动物！这样的生态法西斯，同样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我们要对生态法西斯棒喝一声：嘴下留德！

后来，我再走进磨稿斋的时候，董寿平题写的“磨稿斋”匾额，依然静静悬挂在书斋门头，匾额上“磨稿斋”三个字，化入着秦兆阳题写的五言诗意：“磨稿亿万言，常流欢喜泪。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磨稿斋曾是通向中国文坛的地方。那里，书墙依旧，书桌依旧，木椅依旧，一切都是原样。高桦先生甚至不让儿女揩擦书籍上的灰尘，说书上留着你爸爸的手印呢。平时，她就坐在书桌这边，看着书桌那边，一片绿叶依然对着另一片绿叶，相视，相知，相忆。

不同的是，高桦已经在作画了。她画柿子，画葡萄，画梅，一片片鲜艳欲滴的绿里，橙黄、青紫、曙红，挂满了半壁书橱，让磨稿斋依旧插着一个赤橙黄绿的春天。仿佛看见，满头银发的高桦先生在这边画，高高的略微驼背的章仲锷先生在那边看，就像两人曾在春天合影的那副照片。

我始终觉得，一片绿叶，从来没有离去，那不是留在树梢的最后的一片绿叶，而是植在心里的永远的一片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