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妍凌

2019年国际环境小记者项目（以下简称YRE项目）协调员会议日前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FEE）共同主办。来自28个国家的36位项目协调员来华参会。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环境教育项目。YRE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FEE）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参与对象为11~25岁的青少年学生。项目鼓励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围绕身边的环境议题开展研究性学习，并通过各类媒介，以新闻形式向公众发布环境信息。

这又是一个中国学子展现环境态度的竞赛平台。YRE项目每年评选优秀作品，设有文章、照片、视频3个竞赛单元。国际评委帕德罗·马塞利诺说：“我非常兴奋地从中国参赛作品中看到，中国年轻一代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抱有极大的关注，他们在不断思考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仅如此，这还是一个不断审视国内环境教育发展现状的契机。作为今年YRE项目中国赛区选拔赛的评委之一，教师姚峰既看到了作品中呈现的积极信号，也发现其折射出当下国内环境教育的不足。

■怎样才算是好作品？

2009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在国内启动国际环境小记者项目，组织国内学生参赛，并推荐优秀作品参加YRE项目国际竞赛。如今，这个项目在国内已经覆盖到20多个省、区、市，年均收到超过2000份参赛作品，其中的优秀代表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载誉而归。

在YRE项目国际赛中脱颖而出，尤其是获得年度最佳作品的殊荣并非易事。国际评委们首先对参评作品打分，并按照得分排序。随后，评委们对前5名的作品进行合议，并从中选出年度最佳作品。

评委们的专业背景不同，有记者、导演、摄影师、环保人士，大家看待作品的角度也会多元化。合议有时只需要几分钟，有时则需要两个小时。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好作品？

YRE项目设置了五大考核标准，如文章结构好、作品质量高；报道公正、平衡、客观；信息量丰富、经过深入调查；具有独创性和独特的风格；作品在多个媒介被传播并产生影响等。

在此基础上，评委们也有自己的评判倾向。以摄影作品为例，国际赛评委马塞利诺看重两方面特性，一是对世界议题的本土化表达，他希望小记者们发现身边具体且极富本地特色的环境现象，而不必刻意追求宏大的、无国家或地区差异的同质化表达。二是作品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一些山水风光照，即便构图完美、光线运用得当，也很可能因为缺乏新闻故事而无法触动评委。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按照马塞利诺的标准，“一只蜂鸟停在花上”的照片就缺乏新闻价值。但他强调，评委评议时也会考虑这份作品的来源国，考虑摄影学生的文化和生活背景。

如果学生在北欧地区长大，他可能会常常在自家院子里看见蜂鸟，那么他提交这种“司空见惯”的影像作品显然无法打动评委。可如果摄影学生从小生长在现代化大都市，日常生活中很少能见到这种鸟，那么，当他在自然中邂逅蜂鸟，自然会觉得很特别、很珍贵。

有趣的是，马塞利诺发现，中国选送的学生摄影作品就常常呈现这类内容，比如一只水蜘蛛悬浮于水中等。

“乍看觉得图片内容太单一。”他说，但是，当人们置身如上海一般拥有24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时，就会理解拍摄者的珍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速度极快，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关注在此过程中遗失的东西。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试图把自然重新融入自己的生活。”马塞利诺说。

■作品里藏着哪些不足？

马塞利诺也有遗憾。他表示，自己接触到的中国小记者作品，不乏都是中国赛区择优后的“二手”作品，且数量有限。

相比之下，刚刚结束今年国内赛区图片类作品评审的姚峰，接触了更多一手作品。令她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孩子开始关注环境议题，并且拿起手机、相机参与记录和呈现。

不过，姚峰发现，作品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把镜头对准了噪声问题、垃圾问题、生态破坏问题等，但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反映。姚峰说，从作品中很难看出学生的深度思考，比如这些环境现象的形成原因、解决路径等。姚峰反思，是不是教师在环境教育过程中缺乏对原因的深挖，没能对学生进行进一步引导。

同时，图片作品以负面揭露性内容居多。这是否意味着，孩子们平日里常常接受这类视角的环境教育。诚然，触目惊心的照片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能激发孩子对环境议题的关注，但环境议题也有很多正面闪光处，比如环境状况的改善、环境志愿者的奉献等。尤其是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更应该开展美的教育，激发他们对自然的喜爱，培养保护大自然的内生动力。

马塞利诺对此持相同看法：“我们鼓励小记者们发现的，并不非得是负面的环境问题，而是环境现象，正面、负面的皆可。”

此外，一些作品不约而同地聚焦随地乱扔果皮、烟头等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尽管它们贴近生活，且值得关注，但就环境教育而言，是否可以引导孩子们打开视野、更加与时俱进，如关注城市垃圾分类，思考绿色出行等日常行为与蓝天保卫战的关系等。

——延伸阅读——

环境教育还能怎么做？

旁听YRE项目协调员会议的上海延安中学高三学生吴增青表示，这类项目对学生的意义不仅在于让大家拍出好作品，更重要的是提升各方面能力，比如如何发现、表达、评价环境现象。

在姚峰看来，要让学生们对环境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更深刻的认识，一定要激发他们的探索欲，而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和研究结论。

此前，她带领学生围绕拯救濒危企鹅议题展开探究性学习。学生们搜索资料，用数据论证各种方案的可行性。后来，他们提出建造保温屋作为栖居之所，以降低气候变暖对企鹅生活的影响。学生们还展开大讨论，如保温屋是否会破坏环境、是否会降低企鹅的生存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等。

学生资料检索信手拈来，语言论述头头是道，可到了要动手搭建保温屋时，就状况百出。大到设计坚固的搭建建构，小到划火柴点燃酒精灯，“真是费劲哟。”不过姚峰依然愿意带学生做这样的尝试，探索的过程是对学生的锻炼，作品的完成也能满足他们的成就感。

吴增青同样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把环保点子应用到实际。作为学校环境科学爱好者协会的一员，他发现中学社团多以写报告、写论文为主，有些“纸上谈兵”。2017年，他所在的协会组织学生到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活动，把平日里研究出的监督、统计、奖励等促进垃圾分类的机制，在社区应用推广。尽管吴增青认为，当时的做法比较粗浅，“但有这样的机会，能实践起来很好。”在那个真实场景里，学生们对社区垃圾分类的状况和居民的诉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姚峰期望，应加强对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环境教育培训，让他们接触更多自然体验、自然游戏课程，把环境教育更好地融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融入班级管理和学生行为养成的方方面面。同时，建立起激发教师开展环境教育主动性的机制，让教师接受环境教育培训有章可循，让教师的环境教育实践获得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