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堃堡

1965年，我从北外毕业。在历经外交部的实习工作、下放“五七”干校、担任英语老师、借调到岳阳化肥厂任外国专家翻译等一系列波折后，1978年11月，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调回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负责外事工作，从此踏上了环境保护事业的道路。

1985年，曲格平局长将我调入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曲格平先生是我国环保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为环保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也是我国环境外交事业的先行者，是我环境外交生涯的引路人。

此后10年，是中国环保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国际环境合作和环境外交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我作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外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与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大量国际环境合作和环境外交活动。如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和合作；参加为缔结和实施多边环境协议的谈判和其他环境领域的谈判和会议；组织缔结和实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环境合作协议等。

1984年，在第38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授命挪威首相布伦特兰牵头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会由各国政府要员以及环境和发展领域的著名人士和专家组成，他们用900天时间考察了世界各地的环境问题，写出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1987年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我们共同的未来》草案讨论通过。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应邀参加了同年5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欧洲首发式。

《我们共同的未来》是关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文献。这一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它下了如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我组织人员将此报告翻译成中文，并对全书作了审核修改。此书在我国先后3次出版，受到热烈欢迎，对在我国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报告提出的建议，1989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环发大会），以讨论保护全球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措施。

为筹备联合国环发大会，国内也成立了中国参加环发大会筹备小组。我和外交部、国家科委等部门的同志们一起，是中国筹备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参加了所有4次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会议。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如期在巴西召开，大会取得成功，并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两个多边环境协议也在大会上签字。大会对推动全球和中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事业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我工作的历程中，还参与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的筹建工作，国合会对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很多政策性的建议，为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时光荏苒，1996年9月，国务院任命我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代表。后来，又有幸被选为环境署常驻代表委员会副主席，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个中国人。在此期间，我为环境署的改革与振兴，为促进环境署与中国的合作，做了不少工作。

1999年，我留任环境署，成了环境署的一名高级官员。先是担任环境应急协调员，是当时环境署在这个领域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负责领导和组织环境应急活动和项目的开发和实施。在这个岗位上，我参与了科索沃冲突后对环境和人居影响的评估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冲突后对环境影响的评估；组织和参与了对受到严重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事故的国家的技术援助；起草了环境署第一个预防和应对环境紧急事件的战略。从此，环境署对受到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事故危害的国家的援助走上了有序的轨道。

2003年初，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特普菲尔授命我组建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这是环境署在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处。此后，我担任环境署首任驻华代表，也是联合国机构驻华代表中第一个中国人。这期间，我组织和协调了多个中国和环境署合作项目的实施，借用特普菲尔的话说：“堃堡先生是联合国环境署和中国之间最好的纽带。”

在退休后10多年里，我继续忙碌在国际环境外交和国内环境保护舞台上，为我国和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奉献自己的余热。

笔耕不辍，我先后出版了理论著作《国际环境外交》和文学著作《环境外交官手记》《环境外交官纪事》《绿色的行程——联合国环境署履职日志》和《绿色之旅三十年》，记录我与环保的不解情缘。

就在2016年2月，环境保护部授予我从事环保工作30年纪念章。凝望着这枚珍贵的纪念章，我不禁感慨，我的一生，是绿色的一生；我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