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明年污染防治工作定下了清晰的目标任务和政策基调，特别是科学治污的提出对当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一些地方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利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结合重污染天气科学预报，提前采取应急减排措施，多地的重污染天气数量大幅减少。除了提升治污成效，有效运用科学治污手段，也可大大节省治污成本。比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充分利用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可大大降低治污成本。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更要重视污染治理的方式和方法，坚持科学治污。

但目前，我们距离科学治污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环境科学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落后，在一些领域仍无法为污染治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完善，环保科技转化率低于国外水平；个别地方忽视客观规律，擅自拔高标准，提不切实际的要求等。

科学治污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需坚持科学治污，加强科学研究，秉持科学态度，发挥科技力量。

摸清污染形成机制是科学施策的前提。目前，我国土壤污染机制研究刚刚起步，巢湖、太湖等重点河湖污染机制研究尚不够深入，即使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多地虽已初步摸清了城市污染特征和来源，但污染物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二次污染物的形成机制仍未明确。进一步摸清污染形成机制是当前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除了传统污染类型，加强对新型污染的研究也刻不容缓。例如，最近几年，臭氧污染日益显露，全国臭氧达标城市比例逐年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84%下降至2018年的65.4%，臭氧污染已成为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三角超标天数最多的首要污染物。臭氧等新型污染的形成机制、控制方法等难题亟待破解。

此外，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更要结合我国污染特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污染治理方案。我国只用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与此相应，我国污染呈现复合型、压缩型特点，无论是污染来源还是形成机制都与国外有较大差异。研究我国污染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始终秉持科学态度。污染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雾都”伦敦经过长达60多年的治理，才变成“绿色花园城市”；发生过“光化学烟雾”的洛杉矶经过74年治理，空气质量才达到清洁标准。我国多领域、多类型、多层面生态环境问题累积叠加，污染治理工作艰巨而复杂，决不能操之过急，要科学合理地把握工作节奏、进度与力度。

科学治污不仅要实事求是，还要尊重规律。目前，个别地方环境治理方案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较为突出。例如，为减少河水下渗、泥沙淤积，个别地方实施河道硬化，反而影响了河流的自净功能，破坏了整个河流生态系统，得不偿失。治理污染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考虑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关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系统施策。

相较亡羊补牢，未雨绸缪更为重要。当前一些地方产业布局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问题根源在于经济规划、产业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为优化产业布局，我国已付出了巨大努力。秉持科学态度就是要坚持科学决策，从源头防范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

此外，还要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是破解环境污染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科技进步、工艺革新是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超低排放、清洁能源等技术的应用已充分证明，推广环境友好型工艺不仅能够减少资源能源消耗、节约生产成本，而且能够从根源上减少污染物排放。

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及时应用到治污一线，同样至关重要。以滇池治理为例，昆明市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控制等各种手段，实施流域水环境治理，切实改善了滇池水质。当前我国环境领域中科研成果转化率和推广率仍不够高，急需尽快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快污染治理进程。

从人防到技防的转变也是当前环境监管工作的迫切需要。如今，卫星遥感、无人机侦查、高架源监测等技术手段已被多地运用，提升了执法精度，强化了执法威慑力。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环境移动执法、环境应急等领域还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坚持科学治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是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