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散文对生态伦理的表达，常常是在自然而然地信手拈来的不经意中流露出对自然生态的体验与尊重，多春天的温暖而少寒冬的凛冽，即便是对现实的忧忡，也多在温情的讲述中予以反思或劝诫。

◆杜李

近年来，作家叶梅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的散文和小说，她的作品让人想起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同样对自然生态有着“亲人般的关注”。如果说，叶梅小说对生态意识的呈现还隐蕴在神奇秀美的自然景观与健康怡然的生命形式，那么，叶梅的散文则热切地表现出了一位环保主义者的现实关怀与究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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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散文不同于她的小说，没有囿于对某一地域的书写，而是以行走的姿态，深入到民族边疆或山乡村寨，流连忘返。不论是对神农架的赞美，还是对九畹溪的歌吟……叶梅都体察入微，细致观摹并精到描写，在融入与倾听中感触并激活它们的生命、性情与灵魂。即便是巍峨的玉龙雪山，在叶梅的眼中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

“去止不敢自由”（汉·郑玄《周礼注》）。叶梅散文隐含着对自然的敬畏与虔诚，推崇生态整体观念，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相生相互。如写在安溪听茶音的《听茶》，通过轻取一小撮铁观音放入茶壶，壶壁传来的“当当”茶韵之音，慨叹“天育有万物，皆有至妙”，“回望北方的白雾，便想一片小小的茶叶尚且如此奇妙，那天地之间该有多少奥秘不为人知？人类对大自然的探求从来没有停歇，但敬畏之心断然不可无，只有谦恭地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读懂它们的表情，才能求得彼此的和谐”。

叶梅散文虽然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将人与自然置于彼此映衬相互观照的共同体存在；但叶梅散文却与大多数生态文学不一样，没有简单决绝地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毕竟人类的生存也需要将自然作为资源来加以适当地利用。好比在《仙女出没的九畹溪》中，叶梅并不反对酒楼老板用从九畹溪中捕来的鲇鱼招待贵客，甚至还想象着“如果可能，在这九畹溪边有一间小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沐浴清风雨露，品尝自然瓜果，寄情于山水之间，做一个普通而又散淡的人”。

然而，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与狂妄，认知体系的发展和依存关系的转变，人与自然间的丰富含义越来越稀薄，叶梅又在智性的追问与质询中给予振聋发聩的警醒：“全世界几乎所有雪山的雪线都在逐年上升，有说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因为污染造成的臭氧空洞，因为过度开发……还有什么比此更让人担忧的呢？它们比雾霾更为严重，意味着生命底线在受到威胁。如果将来有一天没有了雪山，河流就会干涸，土地上的庄稼树木就会干枯，人呢？该往何处去？我们如何才能走向未来？”

叶梅不是在演戏，而是努力还原与自然相处的内心真实，将自己融入自然其中，并“借助文字的力量在大地上播撒绿色，呼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手段。文本内的生态意识，既是对诗意栖居的追寻，也是对生态危机的峻急呼喊和温和劝诫”。人与自然相处的隐喻，是人伦秩序的回归。生命与自然声息相通，文学与自然紧密相融，既是叶梅文学伦理和生态伦理的美丽谐振，也彰显出了叶梅散文的广阔与力量。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庄子·知北游》）。叶梅徜徉山水，走向最原始本真的快乐，以寻得精神的寄托与慰藉以及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并在感知中注入自己的人生感慨与理性思索，从而赋予形而上的自然、情感、哲理的融合统一。叶梅以赤子之心拥抱自然，用真率隽永的文字记录下对生态和生活的真实所见与真切感悟，交织着人与自然和谐以共的美好。

如《澜沧江边的一天》中，写多民族作家到澜沧江采风，在蒸塘河下船爬山，冒雨爬了几个小时的泥泞山路，偶遇一处建在稻田中央的田房，土墙稻草顶，“楼下栓着一头黄牛，甩着尾巴正啃草”，男人把我们让进屋内，羞愧除了煮米外没什么其他食物来招待，哪想到，墙角那串准备喂牛的有点发蔫的芭蕉，却让大家滋滋入味，“真甜，牛能吃我们也能吃。”叶梅继续写道，“雨一直未停，不紧不慢地下着，对于即将开始插秧农忙的男人和牛来说，正是养精蓄锐的好时候，不速之客的到来，让这小小的田房里平添了许多热闹，他和牛都很高兴。牛一直在楼下哞哞叫着，似乎也想参与楼上的谈话。”这既是一幅朴素的“富居春山图”，也是一方“鸟鸣山更幽”的“桃花源”，自然在叶梅的笔下是真正的书写主体、纯粹的审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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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散文对生态伦理的表达，常常是在自然而然地信手拈来的不经意中流露出对自然生态的体验与尊重，多春天的温暖而少寒冬的凛冽，即便是对现实的忧忡，也多在温情的讲述中予以反思或劝诫。

如《云之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神农架的宁静与美好，山林寂静，沟谷深切，野果飘香，流水清澈，养育着万千生物，这里的金丝猴趴在工程师的背上如撒娇的孩子，还有一位中学校长拿着奶瓶给小金丝猴喂奶，而在这片净土之外匆忙闹腾的北京，“正面临着这个冬季最严重的雾霾，窗外是一片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灰蒙蒙，楼群瑟缩在雾霾的包裹之中，所有人走在街上都戴着白色的口罩”。

不止在神奇的神农架，在茶香弥漫的安溪、在小桥流水的官桥，看着满眼的葱郁，呼吸清新的空气，叶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北方的雾霾，两两对比之间完成情感的抵达与观念的伸张。

再比如她在雾霾的天气里想念《三朵》，三朵是玉龙雪山的名字，是天与地高大的儿子，是纳西人的保护神，“纳西人有很多值得尊重的习俗，是从敬畏天地和山川开始的，他们与三朵之间心心相印，相互体恤”，“比如，不得砍伐靠近水源的森林，不得污染水源；每年春夏期间，不准打鸟、不准狩猎，不准捕鱼；不准猎杀幼兽和怀孕的母兽。不准杀死进入家宅的小动物，蛙蛇进屋，应恭送出门；不能伤害绕人飞行的蜜蜂，不得伤害燕子，不得捣毁燕子窝。忌吃狗肉、马肉、猫肉和水牛肉，传说它们都为纳西族的祖先立下功劳”，纳西人在对自然与世界的本质认知上，强调和谐相处，讲究敬畏之心，承认不可亵渎，有着物我同一的自然观；可三朵姣好的面容却在人类自以为是的打扰中逐年消瘦，“人类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张开所有的欲望，宇宙间似乎不存在对人的管束和节制。但悲哀的是恐怕客观并非如此，在我们的目光所难以企及或者穿透之处，应当还有无数使人类敬畏谦恭的目光，只是我们无法与这些目光对视”，叶梅希望借助于三朵的种种暗示来唤醒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觉醒，以及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觉悟——“敬畏和爱惜三朵，是对我们自己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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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史怀哲认为，“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

史怀哲既将生命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同时也视之为一种伦理道德。其实，任何生命都承载着与之相关的生态伦理，一位艺术家不论采用何种表述方式，只要是关乎生态的善意表达，无一不是为了唤醒人们心中的爱意；所以，在艺术作品中，一切关乎自然生态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人的精神生态。

叶梅在《金银沙》中，讲述了一位叫远山正瑛的日本老人在中国高原治理沙漠，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这位老人每年都要在鄂尔多斯待上八九个月，几乎每天工作近十个小时。

“那天，我亲眼见到远山正瑛老人在沙漠里栽树。他和他的同伴们用自带的铁锨刨啊刨啊，眼见黄沙的颜色渐渐变得深重，有了几分湿润，老人便单腿跪了下去，直到刨出一个很深的沙窝，然后将一棵树苗小心翼翼地放进窝里，再培上沙土，填平。”叶梅继续写到，“夜里，厚道的鄂尔多斯人为远方的来客点燃了篝火，蒙古小伙唱起了长调，八十多岁的远山正瑛伴着歌声摇摆着身子，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随后又唱起了日本民歌《拉网小调》，老人略带沙哑的嗓音在沙漠的夜色里传递出岁月的沧桑，也传递出对生命和自然的由衷热爱。所有的人都合着他的小调唱了起来，赤着脚围着篝火跳啊跳啊，直到深夜。”人们之所以欢快地跳舞唱歌，是因为这位老人让大家看到了沙漠的生机，即将重新帮鄂尔多斯链接起自然生态平衡的系统，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也将重新找回自己脉动的节律。

还有《风和滇池的水》中将自己生命与滇池紧紧绑在一起的张正祥，“西山是我的父亲，滇池是我的母亲，为了父母，我可以付出一切”，“他跟很多人都说，当年他饿得快没命的时候，是西山和滇池救了他”，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地给予滇池尊重与敬畏，并与任何冒犯它的行为做殊死搏斗，“为了保护滇池，张正祥做了所有他能想到的事”。

叶梅对远山正瑛、张正祥等环保英雄事迹的讲述，有情有味有烟火，将自然生态放置到人类精神生态的背景之中，将生态伦理镶嵌到人性道德与社会文化的大语境，在展现人对自然的责任与担当的同时，也前瞻性地传达出了丰富的正向能量与积极意义。

叶梅散文是行走的记忆，构思在自然生态第一线，以所见所闻所感为第一手材料，并将伦理建构在广泛地生态认知的基础上，和她打小养成的味觉一样，以谈天说地的方式娓娓道来。美国学者罗尔斯顿说：“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至今尚未被人发现”。然而，叶梅的散文，却在不断发现和讲述这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