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上，与会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严”字。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从宏观司法政策的把握角度，解读了人民法院是如何从严、从重惩处各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王旭光则通过对十个典型案例的介绍，再一次加深了记者们对“严”字的感受。

江必新：什么是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

最严法治观主要从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两个方面理解。从最严格的制度来说，分为纵向和横向的制度。

纵向上体现为自上而下的动态管理，包括“十严”，即严防、严保、严标、严禁、严谕、严管、严治、严查、严究、严惩。

横向上体现为制度本身的完整性和自洽性，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要构建产权清晰、多方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二是要在制度体系内部构建有机统一、系统协调的制度群；三是构建强有力的利益导向机制，形成提高违法成本、减轻或消除守法成本的利益导向，确保制度体系能够有效实施；四是要构建具有刚性的惩戒体系，让制度能够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逾越的高压线。

最严密的法治主要体现在“五个建立”，即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体系，建立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相互对应的严密法律规范体系，建立涵盖山水林田湖草各环节要素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建立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环环相扣的法律规范体系。

从司法角度，拓展最严密法治观的具体路径包括：第一，通过制定和发布司法解释，弥补环境资源法律漏洞，使法律规范体系更加严密、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第二，适度调整司法政策，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在司法审判中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污染环境行为的制裁力度，给予政策上的指导，明确政策边界。第三，充分发挥刑事、行政、民事三大审判职能的不同作用。

最后，贯彻落实最严法治观，一要做到可持续，二要增加全社会的可接受性。其中要注意把握相关政策，处理好加大违法成本和以事实为根据的关系，处理好宽严相济的关系，处理好加大制裁力度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从严制裁和生态环境修复的关系，既不能完全由修复来代替制裁，刑法要对社会形成震慑，也不能用制裁来代替修复，认为已经受到制裁就不再修复。

王旭光：“从严从重”体现在哪些方面？

近年来，部分污染企业向长江干流、支流违法排放各种污染物，给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害，针对这类违法行为，人民法院是坚决从严从重予以惩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追究范围上的从严把握。2016年12月，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不仅要对污染环境的被告单位定罪量刑，也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惩处。这次发布的典型案例1、5和6都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处罚幅度上“从重考量”，即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在法定刑范围之内从重处罚。刑法对后果特别严重的污染环境罪，量刑幅度是三年到七年有期徒刑，在这次发布的7个刑事案例当中，法院在综合衡量各种量刑情节之后，对实施直排、偷排污染物以及跨省倾倒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的被告人，分别判处了较重的刑罚，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法定刑范围之内从重处罚的特点。

第三，从重的情节上有特别规定。“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特别强调对发生在长江经济带十一省（直辖市）的下列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可以从重处罚：（1）跨省（直辖市）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2）向国家规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或者其他跨省（直辖市）的江河、湖泊排放、倾倒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

第四，定罪处罚上“从重论处”。实践中，被告人的一个排放污染物行为，有可能触及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投放危险物质罪。这种情况下，要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刑事、行政、民事三种责任形式统筹适用。建立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的责任制度体系，实现惩治违法犯罪、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经济损失“一判三赢”的法治效果。此次发布的案例1、案例6和案例7等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在案例4中，这实际是两个案件：一个是王超、王益平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另一个是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同时，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一并审理并作出判决，明确被告人因污染环境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体现了损害担责以及全面赔偿原则，实现了惩治犯罪、保护生态和维护公益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