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琳琳

稳经济、促发展，战疫情、斗洪峰，化危机、应变局……即将过去的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一项项不断涌来的大战大考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胜利在望，从明年起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发挥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的引领作用？如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取得新成就？

本报采访作家代表，请他们畅谈如何从时代中感悟发展成就、汲取营养成分、思考创作方向以及奉献精品力作。

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风貌

作为一名生态文学作家，哲夫在作品创作中始终注重从生态环保的角度观察思考。最近，他刚刚完成一部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25万字长篇报告文学《爱的礼物》。

《爱的礼物》讲述了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中部的一个贫困县的故事。从农民不断开垦种林、水土流失严重，到退耕还林，土地得以休养生息，农民通过走现代化绿色种植道路脱贫致富。

哲夫告诉记者，站在地球人类的大背景下，他深深感受到生态脱贫的伟大意义，以及占地球人口1/5的大国脱贫攻坚奔小康，对安定世界、改善全球生态状况是多么重大以及不朽的贡献。

在哲夫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环保投入的力度前所未有，生态环境改善的程度也前所未有。这也给生态文学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哲夫感慨地说。如今，他时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及使命感。他觉得，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文化系统工程的当下，作为生态文学作家，必须注重生态文化建设，以自觉的生态思想理念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塑造人的生态文化精神。

下一步，他打算把关注的视角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希望能以作家的敏锐、思辨和前瞻，记录时代，更引领时代。

从当前时代发展的脉搏和需求中，寻找写作的灵感和方向，是作家的基本素养，也是作家的共同选择。

王贤根是一名在军旅题材创作中表现突出的作家。他写过很多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也写过很多现实题材的散文。

他告诉记者，当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他会注意将内容与现实社会、时代脉搏结合起来；写作现实题材更不用说，会非常注重与时代精神、时代风貌密切结合起来，宣传时代正能量。

如写作《千古长城义乌兵》时，他写作的并不仅仅是戚家军后裔自觉保护长城的事迹，还有这种精神传承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戚家军后裔这种对使命的坚守、对职责的担当，也是当前社会需要和值得弘扬的。当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呼唤、历史的传承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王贤根说。

文章写于笔端，但更是出自脚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

《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表示，作家要想不断地写出精品佳作，必须有家国情怀、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时刻与普通民众同呼吸共患难。

“文学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杨晓升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寻求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才能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

与此同时，要想写出精品，还取决于广大作家们对精品的热烈追求。具体到实践中，作家用各有千秋但又颇为相似的创作经历告诉记者，“文章写于笔端，但更出自脚下”。

在创作《千古长城义乌兵》时，王贤根几乎走遍了长城脚下每一个相关村落。他背着双肩包，挨家挨户地走访，坐在炕头上与戚家军后裔彻夜长谈，付出大量时间精力，阅读了大量案头资料，做了大量实地采访，最终创作出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并且广受欢迎的报告文学作品。

哲夫也是如此。作为纪实生态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哲夫创作每一部作品，都深入一线进行扎实全面的调研采访，掌握翔实丰富的一线资料，在把握事物全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为中国生态环保建档立案。

“有些事情如果不深入到现场，不深入到一定程度，是写不出来的。”哲夫强调，“报告文学作品必须以时间、地点、人物为故事依据，而且要具有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新闻性，然后才可以植入文学因素。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更接地气、更真实，更具有对现实的冲击力。”

此外，在杨晓升看来，真正有追求有境界的作家，应该静下心来阅读、思考、写作，严格要求自我，对文学有敬畏之心。

“我每天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看书，大量地看书。”哲夫说。

“我写作的时间远远没有我读书的时间多。”王贤根表示。

“只有不断地阅读、思考，并且关注当下现实的方方面面，作家的眼光才能够长远，视野才能更开阔，思考才能更具深度。”杨晓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