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琳琳

叶赛宁说：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这一生，如果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瞬间。然而，就是这样的瞬间，有人光彩夺目，有人明灭闪烁，甚至有人黯淡无光。

苇岸的一生，无疑是光明的。

他是纯正的自然主义者，是大地的儿子，是游吟诗人，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圣徒”。他使很多人意识到：我们人活着，不单单是为自己、亲人、别人活着，还为万物活着，也正因为此，人才有了重量，同时发出光芒。

因为早逝，苇岸留下的作品不算太多，但其人格力量和文字魅力，在他离去二十多年后，仍然广受好评与追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影响愈来愈深远而广泛。

他有一颗与万物荣辱与共的心

苇岸，原名马建国，出生并成长于北京市昌平区北小营村，一个被他称为“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每天日落时分，苇岸都幻想跑到山顶上，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

这个大平原的开端，给了他全部的童年和少年，也给了他一生都清澈澄明的善良与热爱。

苇岸热爱并敬畏大自然。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的万物是同存共荣而缺一不可的，因而“大地上的事情”都值得人们悉心关注。

他观察和赞美太阳、月亮、大地、小麦和自然中最可爱的生灵：蜜蜂、蚂蚁、喜鹊、其他飞鸟、林木以及鸟巢；他仔细敏感地捕捉着大自然季节的转换，在他的概念里，时间是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的。

“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只要你尚有一颗未因年龄增长而泯灭承受启示的心，你就应当经常到大自然中走走。”苇岸说。

行走于大自然中的苇岸，怀揣着无比虔诚的心，他是大地忠实的倾听者、悲悯的观察者和智慧的思考者。

他记述清晨，“第一束阳光，满载谷粒的色泽和婴儿的清新，照到蜂场上。大地生气勃勃，到处闪亮。”他写早春，“三月是远行者上路的日子，他们从三月出发，就像语言从表达出发，歌从欢乐出发……”他描写秋天，“太阳的光芒普照原野，依然热烈。大地明亮，它敞着门，为一切健康的生命。”

苇岸热爱万物。在《我的邻居胡蜂》一文中，他详细记录了胡蜂的活动，还有极其悲壮的告别场景。“它们为我留下的巢，像是一只籽粒脱尽的向日葵盘或一顶农民的褪色草帽，端庄地高悬在那里。”在苇岸看来，这是它的家徽，是神对他的奖励。

为了写作《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苇岸深入田野查看天气情况和地理变化，测量气温和风力，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态势以及草木虫鱼的变化。在他的视野中，“整个田野很像一座太阳照看下的幼儿园”，而麻雀则是鸟类中的“平民”，是人类“卑微的邻居”，并且还发现“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

编辑一平说：“人该有怎样的虔敬、高贵的心灵，才能由如此平凡、细微中，看到如此的美好，捧献出如此珍贵的言语，真挚、晶澈得如孩子的欢乐、泪水？”

在苇岸的自述《一个人的道路》中，苇岸写下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

“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多么振聋发聩的声音。

他的思考、写作和文字，使一贯被忽视、被蹂躏、被索取的土地被引向光明，被言说和倾听。在那个时代，这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新鲜的，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来说也是新鲜的。

他有一个谦卑简朴纯粹的灵魂

“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样一句话，都会感到内心的震动。

这必须是一个拥有“天真如同婴儿般目光”的人才能说出的话语，更难能可贵的是，苇岸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

为朋友，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作家宁肯曾经偏离写作道路、从商很多年，和苇岸认识后，苇岸经常在各种场合叫上他，诗歌朗诵会、朋友画展、诗歌酒吧、朋友聚会等，帮助他结识了很多写作圈的朋友，也让他坚定了写作的信念。一代先驱诗人食指长期住在沙河精神病院，住在昌平的苇岸因此认为自己负有某种当然的责任，定期去看他，聊天，带去食品、书报，请他到外面餐馆吃一顿，改善一下伙食，坚持了好多年。

为信念，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苇岸是素食主义者。一直过着所求有度，简单生活，尽可能地减少消费，以蔬菜、水果、谷物为主食的生活，甚至严格到连鸡蛋都不吃。但是在性好酒肉的友人面前，他不强调自己因为自然的信仰所坚持的素食，反而说自己食素是源于体质和遗传，以免在强调自己信仰的同时，无意间有了贬损友人的含义。

有原则。作家兴安曾在上世纪90年代和苇岸、黑大春一起共同编辑了新生代文学的第一套丛书《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兴安负责小说卷，黑大春负责诗歌卷，苇岸负责散文卷。回想起编书时的情形，兴安说：“他在选择篇章的时候立场非常坚定，以散文家中好的作品作为尺度来编这本书。”作家周晓枫的散文作品在入选之列。但是苇岸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如果编15个有你，编10个，你写得还稚嫩。”周晓枫说，说这话的时候，苇岸显得特别诚恳。

重守诺。苇岸待人接物处处为对方着想，答应过的事情时时记挂在心。在一次散文研讨会上，苇岸碰到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作家谢大光，十分投缘。但因为时间短暂，未能深入交流。后来，苇岸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给谢大光，表达歉意的同时，也表示想写一封关于百花社对散文建设的贡献和意义，以及他所认为的还应出哪些域外作家散文集的建议。在经过认真思考以及落笔的半年之后，苇岸寄来了一封充满建设性意见的书信体文章《散文的荣光》。后来，谢大光得知，那时苇岸身体已有不适，但他坚持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苇岸在一个作家最具创造力的年龄——三十九岁去世了。

作家张守仁沉痛地感到了一种丧失：中国失去了一位懂得劳动和爱情的善良的公民，中国散文界失去了一位富予独创性的有为的作家。

但时至今日，很多人还是常常想起他，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的笑和话语，不仅因为文字，更因为他的诚恳、温暖、善良以及他的谦卑、清苦和忧郁。

“苇岸的遗产，有些是精神性的，有些则延伸到日常生活层面，其中包括友情。”作家周新京说。

“苇岸的存在，给中国文学的一个最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作家林贤治说。

“常常怀念他，想起他，会促使我们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更善一些，更诚实一些，多一点爱心，多一点责任，多一点约束，多一点节制。让我们大家都像他那样，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像他那样，为我们这个星球的现在和未来而自觉简朴、节省资源、造福后代……”作家张守仁说。

无论为人还是做文，苇岸都是一个尺度，是人们的精神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