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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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别具一格的黄河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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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也见水鸟来
走进博物馆 感受幸福感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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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一篇 2021年5月12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对话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黄河文化研究会理事杨明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本报记者王琳琳

中国环境报:提起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它承载了中华儿女太多的感情,实在是太过复杂。您是怎么把它化繁为简,写出这样一本《黄河简史》?

杨明:因为有了人,才有了历史。也因为有了无数英雄人物鲜活的故事,历史才变得那么生动,让人回味、憧憬、爱读。

我尝试用历史上黄河治理的代表性人物作为纽带,来写黄河的历史。我的思路是有两条主线,一个是,把黄河史上的5次大改道作为叙事背景线;再一个就是把历代王朝的变迁过程用作时间轴线,在每个朝代,选取一个或者几个黄河治理的代表性人物,用他们的个人经历,来梳理整个朝代的黄河历史。

在这些具体的人物身上,往往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伴随着黄河的治理,又发生了一系列真实的故事,充斥着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爱恨情仇。

我想,每个人的感情都是具体而微的,但是汇聚起来,就形成了绵亘五千多年,中华儿女对母亲河油然而生的那种亲切、自豪、感恩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感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取向,融入化不开、扯不断的浓浓的炎黄血脉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环境报:您提到,黄河的治乱,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地理的面貌,也影响了人文环境的发展。能否具体讲讲,是怎么改变和影响的吗?尤其是生态环境方面。

杨明:历史上,我国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由于黄河流域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加之大地富饶,就成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以前,历朝历代,都建都在这里。

相传大禹治水时期,就有伯益做井,“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记载,后来逐渐发展为依托黄河的灌溉工程。

秦始皇采纳韩国水工郑国的建议,开凿黄河支流泾河,兴建郑国渠300里,灌溉黄河流域4万顷土地,使得昔日“泽卤之地”皆成沃壤。

黄河流域灌溉事业的发达,对国富民强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秦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灌溉事业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但是如果为了过于追求农业生产而疏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涸泽而渔,就会酿成灾祸。

比如,明代是黄河流域植被破坏较为严重的时期。

明正统前,开伐贺兰山林木深至30公里;宣德年间,开始在长城外烧荒以获取更多的耕地。此外,由于京师富豪官宦竞起豪宅,宣府、大同一带的大树几乎全被伐尽;川陕交界地,由于大量流民伐木造纸、烧碳、开荒,导致森林几乎全部被毁,水土流失严重。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长达276年的明王朝时期,黄河有143年发生决溢,“平地成湖,以望弥漫”,“千村万落漂没一空”的悲惨景象,史不绝书。

黄河的决溢,反过来又加剧了下游土地的沙化问题,河南、淮北之间的沙地、盐碱地比比皆是。为了新开垦耕地,只能继续破坏更多的植被,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以说,明王朝末年,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军,正是与当时的黄河洪水泛滥、民不聊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历史上,巴拿马运河曾经有70%的森林被破坏,导致1934年巨大的黑风暴席卷美洲大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毁坏自己土壤的国家,最终必然毁掉自己。”

中国环境报:提起黄河文明,我们会用“历史悠久”“璨若星河”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是一个怎样的盛大图景?在推进黄河文明的形成过程中,黄河本身的安澜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

杨明:远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处中纬度暖温带,气候温暖而湿润,而且寒暑变化四季分明。大象和犀牛在草地上逡巡,平坦的地形,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了农耕文明。

考古发现,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粟等旱作农业的起源,并且开始驯养猪、狗等家畜。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遗址,在黄河流域被广泛的发现,形成了以渭河、汾河、洛河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反映了中国古代传说中五帝时代的瑰丽图景。如同璀璨的满天星斗,将一部有序传承的中华文明史,愈发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远古时期,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黄河流域独特的地物地貌,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在这里休养生息,沿着黄河干支流,既有水饮用、灌溉,又有沃土种植开发。经由渔猎,进而农业,中华文明从此肇始。

应该说,从中华文明肇始,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洪涝灾害了。一直到今天,为了这条大河的安澜,历朝历代都在进行着毫不松懈的抗争。可以说,黄河的安澜,对于黄河文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先秦到汉、唐,黄河流域都是传统的政治中心,也是国都所在地,都城的选择,首要的就是考虑到黄河作为一道天然屏障,在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

古代围绕着中原地区,依托黄河、南北运河、长江、淮河等水系,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系统。黄河的安澜,事关全国水运系统的安全运行,一方面保障了政治、军事上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也有效调节了全国范围内经济、生产布局上的平衡。

而黄河的安澜和发达的水运系统,又带动了沿岸城市、乡村的发展,促进了各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一个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伟大文明。

中国环境报:以五次黄河大改道为切入点,您梳理了几千年来的治黄历史,在您看来,治黄历史和由此形成的黄河文明留给我们哪些启示?

杨明:首先,黄河文明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融合性极强、凝聚力极强,具有海纳百川胸怀的伟大文明。

比如,在与河流抗争的过程中,先人们发现,只有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的人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黄河的成功治理。由此认识到,只有全国范围内的人联合起来,才能有我们中华民族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黄河,就像一条纽带,将全流域、全中华范围内的华夏儿女都联系在一起。

再一个就是要有斗争精神。

我们黄河文明的发源地,尽管有种种有利因素,但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是最优的。这里不但伴随着肆虐的洪涝、干旱、瘟疫等自然灾害,还经常受到外族入侵、内部政权的攻伐等等种种政治因素的侵扰。但是,正是在这种与自然、与社会的抗争的历程,磨练出了黄河文明强健的体魄和傲人的智慧。

因此,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是一心坐享安乐窝里的幸运儿,而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才使得黄河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

再次,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

清末、民国时期,我们国家沦落到那种地步,但是你会发现,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却从来没有丧失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新中国成立前,当时有一批知识分子到境外定居,但他们还是认为:“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短浅……中国政治比西方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钱穆语),他们一直都相信中华文明的落后是暂时的,经过短暂的低潮时期,终究会再次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环境报:“生态兴则文明兴。”当前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继承与发扬前人的经验,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杨明:黄河防洪安全重于山。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充分吸收历代治河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水利科技,确保黄河长治久安。

一方面要立足当下,积极谋划如何应对极端气候条件下的黄河防洪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补短板、强弱项”,通过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的联合运用,不断减缓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趋势。

与历史时期相比,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整体来看,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很突出。要研究论证历史上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和生态屏障效应,并把今天的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坚持生态优先、强调绿色发展,让黄河流域成为横亘中华大地的一道重要生态屏障。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我们要努力建立一种和谐的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系统。从流域水资源高效开发、生态安全、水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方向出发,综合考虑黄河流域水资源所能承载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镇化等人类活动的能力,通过政策性、技术性的手段,解决黄河流域普遍存在的自然资源承载力低、自然条件差异大、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建立流域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与人地关系协调的系统,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的实际效果。

传承黄河文化,找出新时代的黄河英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从悠久的黄河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精神信仰。

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更要赓续革命战争年代万众一心、矢志不移的斗争精神。同时,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拓展“黄河大合唱”的时代内涵和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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