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晓星

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断鼻家族”15头亚洲象北上“远足”逼近昆明城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6月2日凌晨4时许，15只亚洲象经过春和街道黄草坝村，在村子短暂停留后进入深山，目前距昆明地界仅3公里。

象群北上是因为食物匮乏、象群首领迷路还是固有迁徙本能的一次觉醒？在亚洲象种群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如何定义亚洲象的“栖息地”？如何结合我国亚洲象分布地的环境容纳量，更加科学地划定亚洲象栖息地的范围？如何进一步协调亚洲象栖息地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亚洲象“北上”事件对于物种保护带来哪些启示和反思？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亚洲象种群不断扩大，保护初见成效

15头亚洲象组成的迁徙大军400公里长距离行进，一路向北。亚洲象出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正是由于近几十年严格的保护，种群数量不断扩大，才会出现亚洲象“离家”出走事件。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所言，亚洲象群的“北上”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初见成效，亚洲象的种群在不断扩大；二是伴随着种群的扩大，必须有庞大的栖息地容纳其生存。一旦大象数量超出了栖息地的容纳范围，它们就会扩散出去，只是这个象群走得更远一些。”

回溯历史，很难想象，亚洲象的足迹曾出现在我国由南到北的广大区域。《尔雅》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的记载，三国时期流传“曹冲称象”的故事，河南省简称“豫”……亚洲象与中华民族相伴相生的印迹比比皆是。

亚洲象是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的旗舰物种，被称为“雨林生态工程师”，它们在林间伐树断藤，大树倒下、小树长起，植被得以更新。1986年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同时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物种，严禁国际贸易。作为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是具有极强公众号召力与吸引力的旗舰物种。

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我国从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到亚洲象就地保护，从栖息地保护与管理到巡护与监测，从种源繁育基地建设到野外收容救护再到打击非法盗猎等，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工作。

西双版纳是亚洲象最重要的栖息地，当地少数民族把亚洲象当做吉祥的化身，长期守护和保卫着它们：保护区核心区内8个村寨192户1140人搬离故土；在我国亚洲象分布的9个县（市、区）中有5个长期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这些地区也因保护亚洲象而发展受限；全州22.2%的国土面积被划定为各类保护区，为亚洲象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场所；在全国最早开辟“大象食堂”，成功打造了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样板；在全州范围内为野生动物肇事购买商业保险，有效缓解了人象冲突；区域首个“老挝跨境亚洲象保护区域贫困少数民族村寨生态示范村试点项目”的实施，为推进“中老边境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和“中老边境生物多样性走廊带”建设奠定了基础。

来自云南省林草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由1983年的88.90%上升至2016年的97.02%。

随着保护力度加大，西双版纳内野生亚洲象数量急剧增加，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来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数据显示，50年来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增长了1倍。即从20世纪60年代的146头、80年代的193头，发展到现在的300头左右；其分布范围也从80年代的3个县（市）扩大到目前的9个县（区、市），并且还呈继续扩大的态势。

亚洲象作为亚洲现存最大陆生脊椎动物，成为与西双版纳各族群众世代相处的亲密伙伴。在傣族的文化中，大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形成了和谐的“人象共生”关系。

亚洲象纷纷“出走”，人象生活空间高度重叠

对于此次“断鼻家族”15头亚洲象北上“远足”事件，有专家称，象群北上是因为食物匮乏，北上是为了找食物；也有人说，是象群首领迷路了，才一路向北；还有人说，是地磁暴致其迁徙本能觉醒。但其实象群“离家”出走并非个案，只是这个象群走得快了、走得远了。

“伴随着亚洲象种群的不断扩大，它向外扩散是随机的一个方向。”张立说。

近年的观测数据显示，随着种群数量增加，曾经生活在勐养片区的几个大象家族，有的发生分群，有的干脆离开了保护区。

毫无疑问，伴随着种群的不断扩大，亚洲象需要的栖息地也必然会扩大，而亚洲象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宜的栖息地。有统计显示，从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区“出走”的亚洲象扩散至云南省3个州（市）、9个县（市）的40个乡（镇），扩散面积相当于原来保护区面积的4.9倍。

长期从事亚洲象观测研究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西南项目中心项目协调员姜志诚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对于象群来说，它没有行政地界的概念，所以它的活动是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从历史分布来看，在保护区没有成立之前，这些区域就是大象的长久生境，大象一直在这些区域内进行迁徙。”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将亚洲象的分布区域压缩到了边缘地区。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保护，亚洲象种群的增加必然带来扩散。扩散的方向仍然是向着历史上分布的核心区进行，而且很多大型动物未来扩散的方向很有可能涉及人口密集区。”自然学者、北京镜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闻丞介绍说。

人类生产生活轨迹不断扩张，挤占了亚洲象的自然生境。加之种群数量的增加，使象群活动分布区域与居民生产、生活区高度叠加。张立分析说：“近40年来，随着亚洲象分布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土地利用方式与种植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保护区外大量轮歇地和集体林被开垦种植橡胶、茶叶等经济林。如果勐养保护区范围内9.6%的原生热带雨林植被被用来种植橡胶和茶叶，那么就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健全度，对亚洲象保护影响尤其大，将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30%-40%。”

1958年至今，中国在亚洲象分布区或潜在分布区建立了11 处自然保护区，形成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地方级自然保护区为补充的亚洲象自然保护地网络。11处自然保护区中有10处属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类型，对森林火灾、砍伐等活动实施严格控制，“刀耕火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影响了森林中草本与藤本植物的有效更替。如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郁闭度从1983年的88.90%增至2016年的97.02%，导致野芭蕉、棕叶芦等亚洲象的主要食物逐步减少，这些保护良好的天然森林却成为亚洲象的劣等栖息地。同时，快速扩张的农业导致灌木、竹灌混交林覆盖的平整山谷及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脚等亚洲象生存适宜地减少，导致象群频繁进入林农交错区域寻找新的食物和水源，村庄周边的农地成为亚洲象的觅食地，周边河流成为嬉戏、活动场所，附近林地成为休憩场所。

“观察象群北上的一些活动轨迹不难发现，象群大部分时间出没在农田和森林交界的地方，白天在农田里吃老百姓的庄稼，晚上跑到林子里躲避。” 姜志诚分析说。

2005年起，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设，试图通过种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棕叶芦等将亚洲象招引至保护区深处，一方面缓解亚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减少对周边村寨的干扰。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在亚洲象活动频繁的村寨附近建设食物源基地，种植玉米、甘蔗、芭蕉等，试图以此降低亚洲象进入村寨的频率。野生动物倾向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大限度摄取营养物质的方式进食。“由于人类种植的粮食作物相对集中且量大，亚洲象不必通过大范围的活动就能获得足够且营养丰富的食物，使得亚洲象对取食庄稼有了一定的依赖，大象与人类活动范围重叠度也就越来越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说。

由于食物源基地建设的位置布局与植物种植结构不同，亚洲象越来越依赖村寨附近的农作物，在村寨周边和农田逗留的时间逐年增加，采食对象由“粗纤维”转为“精细粮”，采食行为由“整株采食”转为“选择性地采食营养最丰富部分”。

一名从事亚洲象监测工作的人员表示，前些年，大象不敢进入农田，因为当时人们会用各种方式驱赶，对大象有震慑。近些年对亚洲象保护力度加大，大象知道人不会伤害它们了，就慢慢敢到农田来觅食。

同时，巨大的食物需求量和多样性的进食习性，也导致野生亚洲象频繁迁徙寻找食物来源，屡屡闯入村庄和农田。亚洲象属于植食性动物，每头成年亚洲象每天的采食量达到250公斤。通过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勇片区内野生象群的粪便分析和跟踪调查研究，发现在亚洲象的食谱中有250多种植物。

姜志诚补充说：“长期研究发现，亚洲象的食性正在逐渐转变。从森林来到农田和村庄后，象群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森林里吃象草等低热量的植物，而来到农田后，天天可以吃甘蔗、玉米、水稻等含糖量高的经济作物。对于亚洲象来说，到老百姓的农田内取食是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像甘蔗、玉米、水稻，还有土豆等一些富含淀粉的植物，都是大象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

区内“封闭式”的保护虽促进了象群数量恢复，却让亚洲象因缺少食物而走出保护区；区外地方政府鼓励农民通过橡胶和茶叶等经济林种植提高收入，却导致亚洲象栖息地质量与数量受到影响。“种群不断增加，旱季食物短缺和栖息地空间被压缩等外部压力，是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向外扩散迁徙的根源。”张立说。

亚洲象保护政策亟待动态调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对于野生动物进行了严格的保护，可以预见的是，这些物种的自然增长率其实是很可观的。伴随着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分布区会快速扩大，这时保护政策就要动态调整。”闻丞说。

应该说，基于环境最大承载力的评估基础，对种群进行动态管理，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大型野生动物管理的一个方向。

亚洲象保护是一项涉及物种、生态系统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保护意义和价值远超单一物种。如何正确处理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质量优化、生境需求与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开展了亚洲象局部种群分布及种群数量调查、生物学特性研究、栖息地评价、生物廊道建设、肇事原因分析及缓解对策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和基础数据。2018年，中国首次同步开展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调查，查清全国亚洲象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活动轨迹、栖息地现状，并基本实现个体身份确认。2019年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在云南昆明成立，旨在为中国亚洲象保护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实际上，现在的保护区已经满足不了亚洲象这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需要更大的栖息地。”张立建议，参照大熊猫、东北虎等旗舰物种保护模式，整合各类亚洲象自然保护地和相关区域，根据亚洲象阶段性活动和迁移规律，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并动态调整国家公园范围和相关政策。

近年来，我国开展亚洲象栖息地质量提升、生态恢复、食源地建设、廊道建设等，正在逐步解决亚洲象栖息地岛屿化、片断化问题。“大象食堂”建设项目已陆续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田坝、树林寨、南曼等多地推广实施。

“要从更大的尺度上做好规划，通过建设生态廊道，将已经碎片化的林地连接起来，继续加设动物走廊，恢复区域生态，这是最重要的。”张立强调说。

此前曾经参与一些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工作的闻丞建议：“需要运用各种综合手段，结合空间规划，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管控，对生态红线进行进一步优化，在景观尺度的大面积范围内，为大型哺乳动物留出与人类的安全缓冲距离。”

目前，象群仍然在继续北迁，我们无法判断终点在何处。但是，象群的这次“旅行”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道思考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让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