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昊

“2017年，鹳嘴翡翠出现在盈江那邦镇，吸引了全国2955位观鸟爱好者专门前来，并停留了197天，带来经济效益50万元。”

一只鸟，为一个地方带来50万元的收入。COP15期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云南的丰富实践和显著成果”专家和媒体见面会上，向记者分享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只鸟带来的不只是50万元的经济收益，还有当地居民生活、观念的改变，从以打猎为生，到自发建立观鸟点、修建道路、改善环境……”杨晓君说，“这样的故事，在云南并不是个例。”

政府：建立“四梁八柱”，投入“真金白银”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政府层面，云南累计建成保护、治理、产权、补偿制度共八大方面130多项，改革任务初步完成。全省国家公园制度、河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先行先试实践创新取得显著成效，标志性引领性改革项目成效显著。

“同时，云南政府以高度法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进入新时代，云南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成效突出，走出了一条云南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西南林业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国兰说。

云南省委省政府非常注重法制建设，公布了全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实现保护区“一区一法”并严格执法。此外，在栖息地就地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设立360多个保护地，给鸟类提供了最基本、最有力的保护措施，同时还组织了一系列专项调查。

“云南在全国实现了第一个野生动物肇事赔偿的保险制度，更好地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杨晓君说。

“在楚雄红河自然保护区、绿孔雀的项目投入都是几百万元，绿孔雀监测、保护的资金都是以百万元计的。仅仅一个调查项目就有资金100多万元，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另外还有间接投入，关闭矿厂、农田退耕，都投入了退耕还林的资金，此外高速公路的规划本来要经过，为了避免对生物产生干扰而绕道，这往往也是上亿资金的投入。”

科研单位、基层群众：以科研和热爱，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科研单位和社会团体方面，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为例，自1959成立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对云南鸟类进行调查，用了20年的时间，基本查清鸟类资源情况。云南还建立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技术支撑的先导路线，“花—鱼—鸟”的模式，更好地保护当地生态系统，取得良好保护成效。

“黑颈鹤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2020年从‘易危’转为‘近危’，表明它已经不再属于受威胁物种。根据绿孔雀研究显示，2017年至今绿孔雀数量稳中有升，野生种群已增加到555只至600只，野生绿孔雀保护取得较好成效。”杨晓君说。

“社会的投入也是很大的。阿拉善基金会划定保护区，管理这一区域需要人力费用、补偿费用，社会团体参与，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具体数额是无法估量的。”杨晓君说。

在基层群众层面，也有很多“一只鸟带来50万元”的生动故事。“比如云南的百花岭，被称为观鸟天堂，很多观鸟爱好者来到这里，为这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政府、社会、群众，都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了充分的认识，云南的鸟类越来越多，说明环境越来越好。”

如今的云南：生态文明在全社会形成最大共识

“良好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省委省政府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政府主导，企业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一系列重大举措，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形成共识，共同描绘美好云南的多彩画卷。”陈国兰说。

“这次亚洲象群北迁又安全返回栖息地的过程，是人与象和谐共生的一次生动案例，在象群北迁途中，国家林草局专家组在前方指导，云南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组织了专班全力保障人象平安，至象群返回栖息地。”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杨宇明说，“这次象群‘北上’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对未来的保护、管理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支撑。”

陈国兰表示，生物多样性给人类提供的功能是多样的，一方面是原材料，另一方面是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保护生态环境，将生态价值附着到有形的产品上，不仅能给我们带来经济收益和获得感，也能推动产业化经营。从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好处以后，就会激励我们更加持续地投入，推进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