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版:境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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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讲好中国国家公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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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一篇  下一篇4 2024年7月10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对话作家陈谨之——
用心用情讲好中国国家公园故事

陈谨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东营市作协主席。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旷野与芳华》《鲁声玉振》等,其中《旷野与芳华》获山东省第五届泰山文艺奖。
 

◆本报记者王琳琳

编者按

作家陈谨之的最新作品《国家公园》即将由山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从黄河口出发,聚焦全国国家公园建设而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全书共25万字,综合讲述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建设成就,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成长史、发展史,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

作为一部生态保护与文学创作双向融合的探索之作,陈谨之将自己多年来对生态、生命与自然的思索倾注笔端,以深情、生动、优美的文字,视野宏大、脉络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整体历程。特别是作者将科学精神贯穿全篇,塑造了秉志、胡先骕、陈焕镛、魏江春等几十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了几代科学家的品格、境界和精神。

本报记者近日专访陈谨之,深入探访《国家公园》创作背后的故事与巧思。

中国环境报:请介绍下《国家公园》的创作背景?

陈谨之: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加快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推进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黄河口国家公园的概念,三十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让我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值得书写的重大选题。但对于什么是国家公园,可以说我当时并不了解。

2021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强调,这里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要抓紧谋划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科学论证、扎实推进。

这让我更加认识到国家公园的重要性和创作的必要性,开始粗浅的思考和酝酿,也就想写写黄河口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

中国环境报:您是如何从想写黄河口国家公园,到写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历程的?

陈谨之:写黄河口国家公园,不能不写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的主体。

这让我想到了东营市的一位老领导李殿魁,他曾任东营市市长、市委书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在他的推动下创建的,我立即和另一位老领导(曾任东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卢德志进行了汇报,想采访李殿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专程来到东营接受我的采访。

李殿魁详细回顾了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创建的背景和过程。我了解了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我们自然保护区建设和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作用,开始对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成立过程进行详细地调查了解,也就是这个时候,秉志、陈焕镛等中国动植物科学巨匠进入我的视野。

历史让我惊艳,这些都是我国生态建设的先行者。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人的家国情怀挖掘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原汁原味地展现自然保护事业走过的历程——不单写黄河口国家公园,分量太单薄了;要写中国的《国家公园》,不仅要写现在的美,还要写过去的殇。

中国环境报:从事国家公园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您觉得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陈谨之:隔行如隔山,跨界有难度。《国家公园》写作最大的难点是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化。我必须迅速了解有关国家公园创建的背景、经过和前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门外汉成为生态保护的知情者和内行人。这个转化过程是艰难的。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淘换了上百本有关植物、动物和自然保护区等相关主题的资料书籍,包括秉志、陈焕镛、胡先骕等先生的文集和中国林业发展史等。也许与我三十多年的记者经历有关,我掌握相关领域知识还是比较快的,我先从中国林业发展简史入手,了解中国林业发展的大事记,然后再根据需要学习细节,这样能事半功倍。

另外一个难度,是国家叙事与我本人能量的反差。《国家公园》是国家叙事,是重大题材写作,而我只是一位蛰伏在三线城市的普通作者,要驾驭如此重大的题材,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我也有我的优势,独到的认知和视角,特别的写作经验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我热爱报告文学写作。

中国环境报:很多学者、评论家提到,您的《国家公园》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这跟您的文本架构和创作思路有关。请问,您为什么会这样写?有何考量?

陈谨之: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独到的历史眼光和内守的审美眼光,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

报告文学写作不是堆砌事实、铺陈材料,而是运用艺术家的“特权”,由洞悉到洞见。这说明,仅仅调查是不够的,还要研究,要辩证分析,寻找到最本质的东西来描绘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

写作中,我注意了五个维度的问题:一是深度,也就是对历史纵深的挖掘,这是文本的深度;二是高度,要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深刻地记录生态中国的巨大变化和辉煌历程;三是温度,将情感放置于每一个人物和故事中,让读者时刻感受到语言之美、国学之美;四是硬度,也就是思辨性和政论性。《国家公园》北京研讨会上,《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说她在书中看到了张胜友老师的影子,张胜友老师的政论片对我的影响很大;五是速度,这一点,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十分重要,必须集中精力完成创作。

说白了,就是要求你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大众,或者说,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历史传递给读者。

国家叙事不是空洞的,我把一系列人物作为突破口,用心用情把每一个人物写活、写真,这是我的方式,通过人物的家国情怀,聚焦重大题材,呈现中国经验、描写中国方案、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环境报:很多评论家提到,专业性较强的报告文学写作,要做好专业性和文学性的结合,对此您怎么看?如何在确保专业性的同时,增强文学性?

陈谨之: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理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现实生活是报告文学的舞台,文学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

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报告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该放在信息量和知识的传播上,那种空洞的说教已没有市场了。一本知识与智慧含量不足的书,大概是经受不起“阅读——思考——言说——写作”这个闭环考验的。我没有大段地讲解专业术语,而是把专业性、文学性放在了对人物的刻画上,这样一来,尽管专业性、知识性很强,但并不枯燥,因为人物的命运是最能打动人的。

写作中,我借鉴了小说和散文写作的手法,注重细节和语言的精雕细琢,这是报告文学增强文学性很重要的手法。

中国环境报: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方兴未艾。请分享生态文学创作的体会与经验?

陈谨之:我不是有经验的创作者,对于文学创作,我是个晚来者,也是一个晚熟的人。如果谈体会的话,我想首先要做好知识储备,要在历史和时代的碰撞中选择主题,这需要一种定力,我想、我走、我问、我写、我说,我便是我。我确定主题的方法很简单,以最熟悉的领域为根据地,寻找与时代、与国家产生共鸣的故事,耐得住性子与寂寞,反复思考、琢磨,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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