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薛丽萍

　　随着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已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新焦点。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江桂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新污染物治理需“收紧”定义——聚焦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累积及显著健康风险”的典型污染物，而非泛化概念。同时他指出，新污染物研究功未必全在当下，利应当着眼千秋，应立足国家需求，真正服务于长期生态环境安全。

　　“收紧”定义，在治理中抓典型新污染物

　　中国环境报：您如何看待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研究进展？您认为，相关研究应聚焦哪些重点？

　　江桂斌：2024年11月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学术讨论会中，曾经主要讨论了7个与新污染物有关的问题。“什么是新污染物”是7个问题之首。

　　我认为，当前应当明确新污染物的定义——新污染物是指在环境中产生或正在使用的具有难降解、长距离迁移、生物可累积、毒性与健康危害的化学品或微生物。

　　要实现新污染物的有效治理，其定义不能过于宽泛。以往我们的定义大多是广义范围内的，但现在应当“收紧”这个定义，着重抓住对人体健康、环境影响危害大的典型新污染物，否则是治理不过来的。

　　中国环境报：典型新污染物通常具备哪些特征？

　　江桂斌：我认为，新污染物一般具有三大特征：一是绝大部分来自目前正在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学产品，尚未有效控制其生产和排放；二是污染事件正在发生，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我们对其环境行为缺乏足够认知；三是毒理与健康风险的数据，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

　　新污染物可以分为化学类污染物，例如，绝大多数的POPs和内分泌干扰物，其中POPs是主体；生物类污染物，例如，病毒、细菌和抗生素；物理类污染物，例如，微塑料。这三类新污染物并不是同样重要，化学类是其中的主体。

　　新污染物不是定义得越“毒”越好

　　中国环境报：您如何看待新污染物的毒性研究？

　　江桂斌：科学的认知很重要，而不是把新污染物定义得越“毒”越好。当前，研究者对于新污染物的毒性研究要依据科学，实事求是。

　　举个例子，2023年11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PFOA类化合物列为Group 1级致癌物，这间接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饮用水标准、工业、环境保护政策的重大调整。但实际上，PFOA的毒性与二噁英、PCBs（多氯联苯）、苯并(α)芘这些1级致癌物是没法比的。IARC的依据是一项为期两年的大鼠暴露动物研究，人类致癌风险的确认并不在此研究范围内，而且研究中设置的暴露浓度高达300ppm，与现实环境中的PFOA赋存水平相差甚远。

　　我认为，很多新污染物的毒性普遍较低。这一判断并非有意降低新污染物治理的迫切性，而是要认识到，将来我们会长期面临更多的低毒性化合物。

　　有机污染物只要存在就有毒性，因为即使是低剂量的污染物，也有复合污染效应，复合效应的存在使得溯源与靶点锁定更加困难。研究中，由于方法不一，追求绝对的毒性基准没有太大的价值。重要的是，通过标准来进行含量控制。例如，食品中的全氟化合物含量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应当结合科学研究结果，有经济可行性技术支撑，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推出相应的科学标准。

　　在公共卫生领域，目前对于新污染物的研究非常火热，如何把对毒性的观测和健康联系起来是最大的挑战。

　　现在很多的研究是从流行病学角度切入，判断某种新污染物有污染、有毒性，需要限制。但如何把观察和研究与人体疾病挂钩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开展这方面研究仍然需要研究方法的突破，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可以给予一定助力，但也需要大量一手原始数据作为支撑，否则研究容易陷入误区。

　　需要冷静对待微塑料“研究热”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新污染物基础研究的未来方向是什么？

　　江桂斌：从近年来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出版物《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简称ES&T）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新污染物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增速迅猛。按照四大类新污染物（POPs、微塑料、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来检索，我国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数量最多，且相关研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其中，微塑料的研究更加火热，在这一领域，我国在ES&T上的相关论文发表的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在近十年达到370篇，超出排名第二的美国两倍。

　　我不反对研究微塑料，但是我们要将其置于一个很大的尺度下考虑，避免走进研究误区。当下，许多研究热衷于研究海洋动物及人体内的微塑料，科研工作者固然有发表文章的需要，但应冷静看待对微塑料的“研究热”，严谨分析微塑料的毒性。

　　不久前，美国新墨西哥大学阿尔伯克基分校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中的一项研究显示，从捐赠者的大脑中分离出约10克微塑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一研究的结论在科学上仍有待商榷。相关研究仍然受样本数量、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限制，取样和检测方法也存在诸多干扰因素，类似对于微塑料的表征很可能夸大了微塑料的环境和人体赋存，从而陷入研究误区。

　　关于微塑料毒性机制，研究中也存在不足与误区，微塑料的毒性靶点与分子机制尚不明确，容易推断出错误结论。

　　中国环境报：对研究者而言，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江桂斌：要重视新污染物的基础研究，保持独立思考，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行动。研究者应当有更高的格局，对标来自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外交、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国家需求，坚信“新污染物研究功未必全在当下，利应当着眼千秋”。

　　图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新污染物治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江桂斌。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