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韦璐
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是人类健康的重要挑战。在日前召开的空气—气候—健康集成研究计划与交流平台2025年度会议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与健康研究展开深入探讨。会议提出，应建立空气污染治理、气候变化应对与健康风险防控的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并呼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科研成果向政策转化，共同应对全球健康挑战。
建立三大目标协同治理长效机制
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12年来，我国空气质量改善取得显著成效。随着污染治理的深入推进，空气质量持续提升难度不断加大。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应建立空气污染治理、气候变化应对与健康风险防控的协同治理长效机制。
“这三大领域具有内在关联性，其治理目标各有侧重——空气质量改善聚焦环境质量目标，气候变化应对围绕‘双碳’目标，而健康保护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胡京南表示，在推动三大目标协同实现的过程中，需重点发展跨领域科研评估技术体系。
具体而言，在大气与气候协同治理方面，污染减排需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估方法；在大气与健康协同评估方面，除继续关注空气中的常规污染物（如PM2.5和臭氧）外，还应加强对有毒有害物质及新污染物的监测与评价技术研发。
不久前，《自然》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大气中的微塑料可被植物叶片“吸入”并进入食物链。这一发现揭示了新污染物在大气环境与健康风险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提示我们，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新型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及其健康影响机制。
“未来，多目标协同治理的技术创新，将为长效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协同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支撑。”胡京南说。
记者了解到，对于常规大气污染物治理，部门协作的职责已相对明确。“比如，生态环境部门主要负责制定长期环境质量控制目标、开展环境质量监测、制定基于健康保护的环境质量标准与基准，以及实施污染防控措施；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人群健康监测、污染条件下的健康防护指导、污染致病机理研究以及健康干预措施制定等工作。”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首席科学家於方指出。
然而，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时，控制机制更为复杂。对此，於方提出，在各部门职责明确的前提下，急需建立更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也表示，信息和数据共享是形成部门共识与社会共识的重要基础。当前，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可持续更新的环境健康联合数据库，各类数据分散在环境监测、医保等不同系统中，构建全国统一的环境数据共享平台或体系是当务之急，要使之不仅服务于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更成为公众参与环境风险沟通的桥梁。
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科研成果向政策转化
记者了解到，随着治理进程的深入，我国环境健康研究正从单一的污染物控制向复合健康风险管理转型。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标准与风险管控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魏永杰、韩斌指出，当前，复合暴露的健康效应研究仍存在诸多空白，成为制约环境健康研究深入发展的瓶颈。
事实上，在复合暴露的情况下，阐明不同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差异，对制定精准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魏永杰介绍，基于前期的研究发现，虽然PM2.5与臭氧导致相似的健康结局，但二者的作用途径存在本质差异：PM2.5通过内化作用从内部破坏细胞结构，臭氧则直接损伤细胞膜。此外，二者在信号通路、能量代谢等层面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如果我们了解其作用机制，就可以通过区别对待，抑制不同类型的污染影响。”
韩斌则指出，未来的环境管理应向“元健康管理”模式转变，即从传统的浓度风险管理，转变为以健康风险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这一转变同样需要建立在更完善的科学认知基础上。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交互作用机制复杂多元，尽管当前各学科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科学认知体系，特别是在支撑未来多学科政策框架构建方面仍显不足。专家指出，应通过跨学科整合打破专业壁垒，推动环境科学、公共卫生、气象科学与气候政策的深度融合，建立更加全面、科学的认知体系，在借鉴国际先进方法的同时，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学和研究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成果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因此，引入决策支持工具成为重要一环。
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段小丽提出，可采用风险评估工具，通过系统整合流行病学证据与真实环境中的暴露场景，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政策制定的完整链条。具体而言，需基于可接受的健康风险水平，逆向推导污染物基准限值，同时，通过风险评估精准识别重点人群、敏感区域和关键污染源，为差别化环境管控提供科学依据。
“未来，应重点加强风险评估方法学研究和转化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从科研证据到政策转化的路径，切实提升环境健康管理的科学性和政策有效性。”段小丽说。
应积极启动大科学计划，分享中国经验
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全球空气污染与健康大会上，与会各方达成了“到2040年将空气污染健康影响减少50%”的共同目标。
“这是全球层面首次将健康问题纳入环境关注，它不仅是一个量化目标，更代表着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张世秋说。
健康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当前国际关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健康议题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之一。
基于这一认识，我国应积极启动全球大气、气候与健康大科学计划，通过建立科学共识基础、促进跨学科研究，以科学合作为突破口，打破国际交往壁垒，构建基于共同关切的全球环境健康共同体。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所所长雷宇提出了3个可推广的中国经验：在决策执行机制层面，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虽难以复制，但其展现的治理效能具有示范意义——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决心和快速行动，可在短期内取得治理成效。
在工程技术应用层面，2013年以来，我国大规模的工程实践推动环保技术成本显著下降。以脱硫技术为例，当前的技术成本较引入初期降低了1—2个数量级，这种经济实用的技术方案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在科学决策体系建立层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决策方法的选择不是照搬照抄，而应以排放特征和监测数据作为施政基础。我国近年来在科学基础搭建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值得宣传和推广。
“制度的借鉴和文化的复制不可行，也容易被拒绝，真实的做法分享最容易被接受。我国决策的特点是‘理念引领、政府驱动、科学支撑、多方参与’，我们应致力于分享我国精细化管理体系和一系列做法，坚持多边主义，而不是割裂的范式。”张世秋说。
同时她指出，我国应利用对全球的资金贡献，推动全球大气、气候、健康保护的资金机制建设。比如，支持在蒙特利尔多边基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绿色气候基金下，建立健康专项基金，以资助数据采集、科研合作、技术交流、经验共享和能力建设，促进全球健康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