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肖琪
在四川省泸州市，市民可以在“绿芽积分”微信小程序上用碳积分兑换电饭锅、太阳伞等日常生活用品；在上海市，乘坐地铁的市民能将减排的碳积分兑换成数字人民币；在湖北省，武汉碳普惠个人低碳生活平台——“武碳江湖”最高的个人账户减排量为1357137克，已经全部兑付积分……
近年来，全国各地搭建碳普惠平台、建立碳普惠机制、扩大碳普惠场景，逐步实现碳积分真能当钱花的愿景。碳普惠正将宏大的“双碳”战略目标，转化为市民可感知、可参与、可获益的日常生活实践。
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看来，碳普惠机制的建立已经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局部试点，到如今多点开花、不断深化的过程。不过，当前我国各地碳普惠实践在核算方法、平台建设、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缺乏统一适用的减排量核算标准。
要推动碳普惠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保障碳普惠体系的高效运行，从政策层面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扩展低碳场景，加快个人碳足迹、碳账户建设都需要技术做支撑，当前相关技术是否有短板，需如何突破？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蓝虹。
多点开花、不断深化，从单个地区各自发展走向区域协同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各地碳普惠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请介绍一下碳普惠机制的发展现状？
蓝虹：从发展阶段看，碳普惠机制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局部试点，到如今多点开花、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更多是个别城市的探索性试点，比如，通过共享单车、公交出行等绿色出行行为积累“碳积分”。
近几年，碳普惠机制正在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和平台体系，不仅覆盖的低碳行为更全面，还开始与绿色金融、商业消费和社会治理等各领域紧密结合。例如，一些地区将碳积分与绿色信贷、绿色保险挂钩，让个人和家庭在低碳生活中获得切实的金融支持；还有的地方把碳积分与公共服务相联动，比如，碳积分可以兑换社区服务、文体活动优惠券等，让公众真正体会到“低碳有价值、减排有收益”。
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东部地区依托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优势，探索出比较成熟的碳普惠体系，平台化程度较高，参与人群也很广泛。中部地区结合本地产业特点和公共交通体系，打造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碳普惠模式。西部地区则更多探索如何将碳普惠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既能推动低碳生活，也能提升生态价值转化的能力。
从发展趋势看，一是碳普惠机制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展。过去主要是个人层面的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如今已经延伸到社区、园区、校园等集体空间，未来还可能进一步与生产端的绿色转型相衔接。二是碳普惠的“连接性”更强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积分记录，而是逐渐与碳市场、绿色金融和绿色消费场景互联互通，进入了更广泛的碳价值流通体系。三是碳普惠的公众参与度越来越高。通过数字化平台的设计，碳普惠不仅记录了行为，还通过积分兑换、权益激励、低碳文化传播等方式，让公众更愿意参与、更能坚持低碳生活方式。
中国环境报：当前各地碳普惠发展有哪些亮点和特色？
蓝虹：碳普惠作为推动公众参与碳中和的创新机制，近年来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各地的实践从早期的“概念试点”进入“模式创新”和“深度运营”的新阶段。
一是平台化与数字化集成。早期的碳普惠活动往往是孤立的，比如，只是某个共享单车或银行APP单独采取的行动。而现在则是省级、市级统一平台的崛起。代表案例有深圳的“碳普惠”、北京的“绿色生活季”、上海的“碳普惠”平台等。
以上海市为例，其“碳普惠”平台今年6月运营后，试运营期间就有13万名市民体验，近300家企业开通机构碳账户，累计交易4万余吨减排量。这些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接入了公交地铁、骑行步行等海量场景。上海市平台涵盖地面公交、轨道交通等4种绿色出行场景，市民授权后，平台会自动记录减排量，操作方便。市民用一个账号，就能把日常生活中所有分散的低碳行为自动记录、整合起来，统一转化为碳积分。而且碳积分能兑换数字人民币、商品优惠券等。
二是与地方经济、文化、产业特色深度融合，探索出多元化的价值实现路径。例如，浙江省丽水市、江西省赣州市等生态资源富集地区，将当地的林业碳汇、守护古树名木、保护湿地等生态保护行为开发成碳普惠项目。市民或游客可以通过认购碳汇、参与生态游等方式获得碳积分，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广东省将碳普惠核证减排量接入省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意味着工厂、企业等控排主体可以购买来自公众低碳行为产生的减排量，抵消自身的碳排放。这就为碳积分创造了真实的、来自市场的价值，形成良性的商业闭环。苏州市将碳普惠机制纳入中小项目减排量认证，浙江省衢州市、湖州市等地探索将“个人碳账户”与绿色金融服务挂钩，银行根据个人碳账户的积分等级，提供更高的信用额度、更低的贷款利率或更优惠的理财产品。南昌市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高质量碳信用为核心的“碳普惠+”综合服务平台，平台聚焦市政公用、农业等基础产业，以及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量身定制减排方法学，实现碳普惠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三是从单个地区各自发展走向了区域协同。例如，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积极推动碳普惠规则的互认互通。这意味着在上海市产生的碳积分，未来可以在杭州市、南京市使用，这对于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激发规模化的减排潜力意义重大。
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突破技术短板，推进碳普惠高效运行
中国环境报：推动碳普惠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保障碳普惠体系的高效运行，从政策层面需解决哪些问题？
蓝虹：一是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普惠标准体系。当前，我国各地碳普惠实践在核算方法、平台建设、交易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缺乏统一适用的减排量核算标准，需要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碳普惠方法学指南，推动制定统一的碳减排核算规则、标准和认证机制等。根据国际发展趋势，我国将建成以全国强制性碳交易市场为主体、自愿碳减排市场和碳普惠交易为补充的综合发展体系，因此，亟须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普惠标准，提升碳普惠减排成果的可计量性、规范性与可比性，促进碳普惠与其他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衔接与协同发展。
二是需要促进碳普惠与碳市场以及绿色金融的协同。碳普惠目前与碳市场、绿色金融的协同程度不高，难以实现碳普惠价值的有效市场转换。所以，需要探索将碳市场与碳普惠融合并打通通道，使碳普惠减排量能够在碳市场中得到有效利用。还应推动碳普惠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将居民、中小微企业的碳普惠记录纳入绿色征信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将碳积分纳入绿色信贷参考指标，支持保险、基金等机构基于碳普惠数据开发绿色金融产品，为碳普惠发展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中国环境报：扩展低碳场景，加快个人碳足迹、碳账户建设需要科技支撑，当前技术是否有短板，如何突破？
蓝虹：扩展低碳场景、加快个人碳足迹和碳账户建设，确实高度依赖技术支撑。目前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数据碎片化，出行、用电、消费等数据分散在交通、电网、电商、支付等各平台，存在标准和接口不统一的问题，导致碳排放因子库更新慢、模型精度低。
二是隐私与合规问题，个人行为数据高度敏感，现有的“可验证计算”“联邦学习”方案在成本、性能、合规性之间尚未形成成熟商业化路径。
三是边缘场景缺位，县域、农村及小微商户缺乏低成本、低功耗的碳计量终端，导致“最后一公里”数据断档。
如何解决？一是需要由国家碳排放因子库牵头，制定统一数据字典和API标准；地方通过区块链存证、隐私计算（MPC/TEE）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既打通壁垒又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
二是推广带国密算法的超低功耗NB-IoT计量表、车载OBD盒子，实现县域公交、农村屋顶光伏、小型农机作业等场景的自动采集。
三是鼓励高校、企业共享碳足迹计算引擎。
四是将碳排放因子动态更新、个人碳账户跨链互认、隐私计算性能提升等关键技术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丰富激励手段 提高公众参与度
中国环境报：碳普惠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下一步各地应如何丰富激励手段，提高公众参与度？
蓝虹：近年来，各地政府都把碳普惠作为推动绿色转型和践行“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积极推动平台建设和场景拓展。
如多地建立碳普惠平台或“个人碳账户”，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市民在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能用电、绿色消费等方面的低碳行为。
目前，全国有27个省份将发布碳普惠机制作为重点工作，北京、深圳、上海、天津等地相继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各地方主导的“绿盟碳普惠”“碳惠天府”“西宁碳积分”等平台相继建成使用，并实现政府和企业碳普惠平台的有效链接。
公众的积极加入和持续参与是碳普惠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因此除了制度的完善，如何丰富激励手段，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也是推广和应用碳普惠机制的关键。而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实现碳普惠减排价值的市场变现。
具体而言，要通过绿色金融手段来激励碳普惠减排价值的市场变现。蓝虹介绍，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都推出了碳普惠碳积分，在信用卡商城将碳积分作为碳货币使用，交换信用卡商城的相关物品。有些银行还将碳积分卖给绿色公益基金，将碳积分变现给居民。
在“碳普惠信用卡”的进一步试点中，不同金融主体可以采取不同的激励手段。比如，银行可以根据用户的年度碳减排量给予利率下调、增加绿色信贷额度等优惠举措；保险公司可以推出“低碳出行险”，年度无理赔且碳减排达标可返现等。
此外，碳普惠机制还可以在打通公交、商超、银行、互联网平台，形成“碳币+绿色积分”双通证体系上下功夫。比如，用碳币直接抵扣公交地铁次卡、共享单车月卡；用绿色积分兑换绿色商品折扣或数字藏品NFT等。
在持续激励上，可以开发“城市碳地图”小程序，让用户能查看到其所在社区、写字楼、校园的碳排行，使得减排行为与健身步数、公益植树挂钩，居民只要扫码即可看到自己实时碳账户余额及可兑换权益。举办“零碳市集”，让市民用碳积分换取再生材料手作、二手循环商品。
当前，公众对于碳普惠的整体认知水平还相对有限，政策上应加大对碳普惠理念和机制的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公众对碳普惠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公众参与碳普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蓝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