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洁

　　今年9月，儿子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在高铁站送他离开时，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替他掸一掸肩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手势却在半空顿住——这个动作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时光倒流，回到了20多年前那个充斥着煤灰味与乡音告别的湖南县城小站，而我变回了那个第一次出远门的18岁青年。我的父亲，那位在乡村讲台上站了一辈子的教师，正奋力将一只沉甸甸的木头箱子塞进我的座位下方。安顿好行李，他将手伸向我的肩头，同样在半空中顿住，又缓缓收回，转而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递给我：“到武汉大学好好学习。”汽笛长鸣，车轮沉重地转动起来。我坐稳，低头翻开笔记本，扉页上是他一笔一画写下的8个字：“学法致公，报国以诚”。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总是伏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批改作业。他所在的乡村小学只有3名老师，从教近40年，他曾给十里八乡的上千名孩子启蒙。他常望着大炼钢铁时被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大山对我说：“我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是治‘心愚’；可你看这山，矿洞遍布，一下雨就流黄水，这是‘身疾’，也得有人来治。无论将来做什么，国字当先。”

　　父亲的这番话为我的人生定了航向。我高考志愿填报了法律专业，硕士则选择了环境保护法方向，我想投身到为山河立规矩的事业中，我想治好家乡的山。毕业后，我的人生与一条伟大的河流——长江紧密交汇。我参与过《水法》修订，协调过省界水权纠纷，摸排过沿江排污口，监管过违规企业……当《长江保护法》最终出台，我知道，为母亲河筑起的法治屏障里，也有父亲那盏煤油灯投来的一束微光。

　　我热爱并坚守着岗位，践行着父亲教给我的“公”与“诚”。然而，当儿子在今年高考后坚定地选择环境科学专业时，我的心中还是掠过一丝复杂的波澜，我太清楚这个领域的艰辛。提交志愿前那个夏夜，我与他长谈，向他坦言行业的真实面貌：可能要常驻野外，要面对发展空间的局限，甚至要坐很久的“冷板凳”。

　　儿子听得很认真，然后抬起头，眼神清亮而坚定：“这些我都了解。但您说过，我们这代人的‘舒服’是建立在环境透支之上的。如果人人都不愿跳这个‘坑’，那美丽中国的‘高峰’靠谁去攀登呢？”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沉稳：“我不怕它是‘天坑’，只怕自己学艺不精，担不起这份责任。”那一刻，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清醒。他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认知现实后的主动承担。

　　家风是什么？它不是高悬的匾额，而是父亲灯下的侧影，是我此刻无言的凝望，是儿子投身生态环保事业的坚决。它如基因，静默传承；它如铁轨，绵延向前。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