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泽

　　1956年，一艘驶向东方的轮船上，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驻足远望，期盼回到阔别十五载的祖国。彼时的王承书，已经提出了气体动力学领域的著名方程——“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享誉全球。但她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渥生活，怀着满腔的激情，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归国的旅途。

　　当有人以中国条件不好、没有科研基础为由进行劝阻时，王承书写下“条件是要人去创造的，我不能再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参加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以明心志。她也用毕生的奉献与付出，践行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家需要什么，我便干什么”。面对党和国家交付的重要科研攻关任务，王承书三次回答“我愿意”，义无反顾地投入隐姓埋名的工作中，深深扎根核工业的理论研究。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钱三强邀请王承书担此重任，对已经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但王承书仍立刻说出：“我愿意。”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王承书组织有关同志去苏联学习，她自学俄语，并在归国7天7夜的途中，把带回的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内带来了重要的文献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王承书及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受控热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彼时铀浓缩发展陷入困境，而浓缩铀的丰度会影响原子弹的研究和设计。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能肩负起这项重要工作。对此，王承书仍坚定地说出“我愿意”。从此隐姓埋名，扎根西北，即使连自己的丈夫张文裕都不清楚她的去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份以身许国、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深深植入王承书的血脉，也激励着她在科研中不断进取，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

　　这份以家国为魂、以奉献为基的家风，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承，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坐标。这份精神告诉我们，唯有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书写出最动人的人生篇章。

　　作者单位：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