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莹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而“十五五”规划建议则进一步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研究室副主任刘某承认为，从“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到“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反映出我们工作基础的跃升、问题意识的深化和发展理念的升级。
“十四五”时期侧重于打基础、补短板，“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是在生态系统稳定基础上的再升级。
中国环境报：“十四五”规划要求“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而“十五五”规划建议则提出“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这两种提法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关系？提法变化的背后基于哪些考虑？
刘某承：在我看来，这两种提法是一种承前启后、循序渐进、深化发展的关系。“十四五”时期侧重于打基础、补短板。这意味着在前期扩大生态空间的基础上，开始着力解决生态系统“好不好、稳不稳”的问题，比如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防治生态退化等，其核心目标是让生态系统先健康、稳定下来。“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则是在生态系统稳定基础上的再升级。它强调从更宏观、更整体的视角统筹谋划生态保护和修复，将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多要素协同治理、服务功能提升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核心内容统筹考虑，最终实现“1+1>2”的综合效益。比如，不再孤立地看某一片林子、某一块草地，不仅关注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协同，而且努力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增效。
这种变化背后，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工作基础的跃升。经过“十四五”时期的努力，我国主要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得到了初步巩固，具备了向“生态系统优化”迈进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化。我们认识到，孤立的、单点的生态修复工程虽然重要，但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系统性环境挑战。所以，要进一步强调“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打破行政和要素边界，进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此外，这一变化也反映出发展理念的升级。生态保护不再是孤立的任务，而是需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协同优化。这反映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内涵的更深理解。
中国环境报：过去五年，我国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您认为，这些成果为“十五五”时期的工作奠定了怎样的基础？能否为我们分享几个具体的案例？
刘某承：过去五年，我国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的重大进展为“十五五”奠定了坚实的工程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制度经验以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这些成果表明，大规模、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是可行的，并且能产生显著效益。在这方面，有很多生动的案例。
例如，过去五年，特别是“十四五”后期，国家强力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在防沙治沙、退化林修复方面取得突破。例如，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在不断创新，从以前单纯的植树造林发展到当前的“光伏+治沙+产业”的多元模式，不仅锁住了流动沙丘，还创造了绿色经济和就业。这为“十五五”时期在更大尺度上统筹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实现“生态系统优化”提供了技术和模式样板。
“长江十年禁渔”也是“十四五”时期实施的一项标志性工程。经过几年努力，长江流域水生生态系统系统性修复取得显著进展。它为“十五五”时期开展从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的生态保护治理，到重要江河湖库的系统治理提供了监测数据、管理经验和信心。
“十四五”时期，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完成，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这标志着中国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遗迹有了最严格的制度保障。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整合原有各类保护地，解决了“九龙治水”问题，实现了统一、高效的管理。这为“十五五”时期形成在红线内深化保护、在红线外推动发展与保护相协调的“生态系统优化”格局，奠定了最根本的国土空间基础。
“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正在从“以工程项目为中心”向“工程项目与制度体系建设并重”转变，更加注重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
中国环境报：对比“十四五”规划建议，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增加了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内容。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刘某承：这一变化清晰地表明，“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正在从“以工程项目为中心”向“工程项目与制度体系建设并重”转变，更加注重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
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转变”上：
一是从“政府主导”到“多方驱动”。“十四五”时期的很多重点任务，比如长江禁渔、大规模国土绿化，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投资。而“十五五”时期通过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拓展价值实现渠道，旨在激发企业、社区和公众参与保护的内生动力。比如，我们在青海、西藏调研时发现，生态补偿不一定都需要政府给钱，对于一些牧民来说，解决好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可能比直接给钱更有激励效果。“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探索更加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
二是从“输血”到“造血”。单纯的工程项目像是对生态系统的“输血”，能解决一时之困。而体制机制的建设，特别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让良好的生态环境产生经济效益，实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为当地社区和保护工作提供持续的“造血”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生态保护提供持续内生动力。
这种转变的背后，深刻反映了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战略的系统性考量。通过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统筹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的关系，在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环境报：展望“十五五”，要顺利完成规划目标任务，您认为当前我们还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刘某承：展望未来，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一些挑战。
生态环境方面，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部分区域生态系统脆弱，环境风险隐患仍然突出。长江、黄河部分支流生态流量不足，太湖、滇池等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尚未根治。同时，气候变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且强度增大，增加了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风险，对生态工程的韧性和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资金方面，随着修复工程进入“深水区”，单位成本的投入会更高。单纯依赖财政资金压力巨大，如何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建立稳定、多元的资金渠道，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目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向虽已明确，但如何为各类生态产品制定科学的核算标准、如何建立可信的交易市场、如何保障原住居民和社区的利益等，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具体困难。
科技支撑方面，生态系统优化需要更精细、更智能的科技支撑。例如，在生物多样性监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精准量化、生态修复适应性管理等方面，我们的技术、标准和人才储备仍有待加强。
体制机制方面，“系统优化”要求极高的协同性。然而，当前部门职责分割、地方利益壁垒等问题依然存在，在规划对接、统一监测、协同管理、补偿分担等方面，仍需要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此外，公众参与度和意识还有待强化。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虽有提升，但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自觉性和行动力仍显不足。
建议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创新价值实现、强化科技支撑，构建“保护—修复—评估—补偿—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环境报：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为持续深入地推进生态系统优化，您有哪些建议？
刘某承：为应对上述挑战，顺利实现“十五五”目标，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打破行政壁垒。大力推行“流域治理”“区域联防”等管理模式，建立更高层级的协调机构。积极探索和扩大跨省界生态补偿的实践，明确补偿标准、责任主体和资金使用机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取消GDP考核，改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环境质量提升等专项考核。
强化科技支撑体系。强化“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与评估，实现对重点工程和重要区域生态保护成效的动态、精准、量化评估，并将其作为考核和政策调整的核心依据。研发“智慧生态大脑”，运用AI技术预测生态系统变化趋势，提供精准决策支持。在生态保护修复重点领域开展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推广“政府投资+社会资本+生态收益”的多元投融资模式，鼓励绿色债券、基础设施REITs等融资工具应用。特别要推动碳汇、绿电等交易的发展，让保护和修复行为获得直接的市场回报。
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规划和设计生态修复项目时，优先考虑模仿自然、低成本、高韧性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恢复天然湿地而非一味硬化河岸。这不仅能提升生态效益，也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积极传承对自然友好的优秀传统文化。
强化社区参与和利益共享，构建全民行动体系。实施“生态公民”培育计划，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生态保护和价值实现过程中，设计保障当地社区知情权、参与权和收益权的制度。例如，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让农民从护林员、生态导游、有机产品生产中获益，使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守护者和受益者。
“十五五”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保护修复”迈向“价值实现”的关键期。建议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创新价值实现、强化科技支撑，构建“保护—修复—评估—补偿—发展”的良性循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刘某承，生态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受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林学会和中国农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自然保护地和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生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