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琳琳

　　●真正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一定不限于科普或呼吁。它应该包含着一种深度的“倾听”与“凝视”。

　　●我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地漫游者”“倾听者”。“深入现场”是我写作的伦理和美学起点。

　　●我的野心在于通过持续、深化的写作，为“洞庭湖—长江”这一宏大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空间，构建一个层次丰富、具有足够精神重量的文学表达体系。

　　●生态文学的未来在于有更多写作者真正沉入大地，写出带着各自生命体温和独特发现的作品。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您持续深耕自然生态主题，推出多部相关作品，如何看待当前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

　　沈念：大概一年半前，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编辑找到我，当时他们的社长也很重视，亲自组织了讨论会，把初筛的作者都邀请来了，主题是“从濒危到繁衍”。其中，关注到麋鹿和江豚这两种动物，它们是我的家乡洞庭湖区域的代表性物种。我对待创作邀约都很审慎，最核心的标尺是“内心的冲动”与“经验的厚度”。如果某个题材或素材无法与我长期积累的生命体验发生深刻的共鸣，仅仅是外部命题，我会选择拒绝。

　　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有各种机会独自、结伴，或参加采风活动，到访洞庭湖。从写《大湖消息》起，我的创作始终源于内心的“召唤”与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对大湖自然生态的写作，与其说是主动选择，不如说是“湖洲上的风与水”“记忆和情感不断涌现”推动着我，所以有了这一次的命题写作。

　　在我看来，真正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一定不限于科普或呼吁。它应该包含着一种深度的“倾听”与“凝视”。就像在《与鹿归》的写作中，我试图听懂麋鹿的鸣叫，看清它们在奔跑中留下的每一步足迹。它奇怪的体貌，消失后的再现，这些独属于麋鹿物种的命运经历，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来的是人与自然相处中的愚蠢与短视，必然要引发我们对自身行为和环境变化的反思。每一个人都在这种反思中，获得成长与顿悟。

　　中国环境报：选择创作主题邀约，通常会基于哪些核心考量？是题材本身的独特性、能引发的社会价值，还是与您个人生命体验的契合度？

　　沈念：这三个因素，都是写作者要考虑的。但我关注的前提是与个人生命体验的契合度，也就是独特的题材和社会价值必须建立在我能真正“进入”并“理解”的基础上。今天我们谈到的《与鹿归》，虽然它的直接缘起是出版社关于濒危动物的选题，但我之所以“满口答应”，根本原因还是在过去十多年里，我行走于洞庭湖区时，与麋鹿反复相遇、对其有观察并为之着迷过。它的传奇身世，它们曾经在洪水中的挣扎和逃脱，与守护者之间的故事，都成为我回望故乡时浮现脑海的画面。这种长期的情感与经验积淀，让我有能力去书写。

　　中国环境报：作为一名写作者，您会制定三年或五年这样的写作规划吗？

　　沈念：我认为写作需要“野心”和方向，但这不同于严苛的工业计划。回想我在不同阶段的写作，有的是来自自己积累的想法，有的是来自外界的邀约，但也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

　　在完成《大湖消息》后，我意识到对洞庭湖的书写并未穷尽，于是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创作方向：用小说的形式，构建一个以洞庭湖水乡为地域的“方志小说”系列。

　　目前我完成了四个短篇，但这个规划没有具体到每年写多少字、完成几篇，但它为我接下来几年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可勘探的“矿脉”。有时候规划是临时变动的，比如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沅水的非虚构作品，我2025年就分三个时间段沿着沅水走了一次，并开启了关于沅水的书写。总而言之，我一直是围绕着“地方性资源”“地方经验与地方性格”等核心命题来进行写作的。

　　我曾经在十年前的一篇访谈中说到，没想到有一天我与文字的关系会如此紧密。时至今日，写作已经成了我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一天都会想到这件事，或者要去读读书。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但那只是记录一下我每天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并不会固定写作字数。相较而言，我倾向于后者，设定大的创作方向，而不是机械的字数进度。我坚信写作是“灵感、经验与思考”在时间中发酵的过程，过分硬性的进度要求可能会损害这种发酵。

　　当然，在进入一部具体作品的集中创作期，比如写《与鹿归》时，我会保持一种“浸泡”状态，尽可能每天投入，让思绪连贯，但这种投入的时长和产出量是弹性的。大方向保证我不迷失，而弹性的节奏则保证了创作的自然与诚恳。我有一篇获人民文学奖的小说——《寤生》，八千字的短篇，我保存了9份深度修改的文档，这种“沉下去写”和反复的精细打磨，目的就是保证作品的品质，不是一定很完美，但要能拿得出手。

　　中国环境报：若遇到规划未按时完成的情况，您会焦虑或内耗吗？通常会用什么方式调整？

　　沈念：写作是一场“马拉松长跑”，既然是长跑，慢一点快一点都是常态，所以当我写作中遇到瓶颈时，因为滞后被编辑催稿时，我并不会过度焦虑。过度焦虑是无益无助的，也许是我过了焦虑的年龄段，所以在写不动时，我通常是“暂时搁置，回归生活与阅读”。

　　我一直相信“功夫在诗外”。为什么陷入困顿，必然是我的“经验储备”或“思考深度”暂时不足以支撑了，强写往往是徒劳的。“现场有神明”，这是我坚定认为的有效的写作之道。在行走、生活和阅读中，新的触动、新的视角会慢慢浮现，往往会意外地打通之前的阻塞。多写一个少写一个并不重要，搁置也不一定意味着废弃，但写作的“根”必须不断扎向更深的土壤。

　　中国环境报：在已有写作规划的背景下，若突然接到重要的新任务，您会如何平衡原有的规划与新任务？

　　沈念：平衡的关键在于能否与我的创作产生“共振”。如果是完全割裂的“命题作文”，我通常会婉拒。但如果像《与鹿归》的邀约一样，能巧妙地嵌入到我长期关注的生态议题与地理空间，我会视其为一次珍贵的“聚焦”机会，欣然接受并合理调配时间。

　　在状态切换上，我有一个习惯，会用不同的文体进行写作上的“换脑”。比如，在创作“方志小说”系列这类虚构作品感到疲惫时，我写一写别的体裁作品，或者读一读文学之外的书，让那些经典作品来鼓舞我、滋养我。

　　中国环境报：作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您需要处理不少事务性工作，同时又保持着活跃的创作状态。能否具体分享您的日常创作习惯？

　　沈念：我的创作时间并不固定，核心原则是“保障能有一定的沉浸时间”。事务性工作往往是碎片化的，而写作需要深度的思考状态，所以我会在事务之外“攒”出来的比较完整的空闲时间里，隔绝干扰，安心写作。

　　我没有特定的时辰“迷信”，年轻时是晚上写作多，现在是清晨或上午写得多，关键看哪个时段思绪最清晰。空间上，书房或办公室是我的主阵地，但我常常会走出书房，“挤出”时间到户外，去补充生命体验，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环境报：您曾在《大湖消息》的一次访谈中说过，您“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有情有义的水世界，写人对生活与自然的领悟，也是写我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个人认为，这种生命体验和生命意识是在时间和经历中不断沉淀，而写作本身又在“消耗”过往经验。您如何在持续输出作品的同时，不断积累、增加写作的新体验和新认知？

　　沈念：这个问题触及了创作的根本动力。我的方法是将写作本身视为一种“积累”和“发现”的方式，而非单纯的“消耗”。写作，有一个将隐性经验显性化、将模糊感受清晰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在生成新的认知。当我提笔写麋鹿时，我不是在简单地复述记忆，而是在文字的牵引下“再次行走”，对过去的观察进行更深层的思考，从而获得新的领悟。

　　同时，我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大地漫游者”“倾听者”。我的积累不仅仅是为某部作品做准备，而是一种生命常态，带着写作的感官去生活，每一次新的行走、新的阅读、与遇见的不同人的对话，都在为我的“经验水库”注入活水。写作与生活，本身就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滋养。

　　中国环境报：您是否会定期深入未涉足的区域调研、与生态保护工作者长期交流，或是通过阅读、观察日常生活挖掘新视角？

　　沈念：是的，“深入现场”是我写作的伦理和美学起点。我的行走范围会随着书写对象的足迹而自然延伸，比如，从洞庭湖走到天鹅洲、君山鹿苑、集成岛，还远赴江苏大丰，这才有了《与鹿归》。当然阅读也是另一个维度的“行走”。我喜欢阅读动物学、历史学、人类学方面的书籍，意在让科学的精准与文学的灵动在作品中形成“复调”。观察和阅读都是一种训练，训练我建立“万物关联”的视角，从一滴水、一阵风里感知整个生态系统的脉搏，从一种动物、一个人身上感知生命之间的深度关联与复杂交集。

　　中国环境报：在自然生态题材创作中，您是否遇到过“经验重复”的困境？若有，是如何突破的？能否举例说明？

　　沈念：遇到过，也很害怕这种重复。写完《大湖消息》后，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用散文纪实的方式书写洞庭湖，还是另辟蹊径，调整叙事路径，这就是因为我感到了重复的危险和无意义。于是，我转向虚构，创作了“方志小说”系列。比如，在短篇小说《寤生》中，我引入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比如男孩在梦境中变成了鱼，破坏文物的人幻化为虾兵蟹将。这些既是技巧变化，也是观察和表达视角的转变，从对外部世界的纪实性描摹，转向对内心世界与自然神秘关联的勾连。我发现通过“虚写”，反而触及到了湖区生活更本质的“真实”。

　　中国环境报：当下文学创作受流量影响较大，部分创作者会主动贴合读者偏好调整创作方向。您的写作以什么为导向？是重点呈现个人对自然的观察与思考、对生态议题的社会责任感，还是会兼顾市场接受度与流量？

　　沈念：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先打动我自己，无法传递我的经验，不能表达我对生命的看法，那么它不可能拥有触动他人的力量。从这个层面上讲，我的写作首先忠实于“个体的发现”与“表达的冲动”。我当然希望作品能有更多的读者，但这并非要通过迎合所谓的“口味”来实现。我相信，对生命世界的真挚凝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本身就具有跨越时空的吸引力。像《大湖消息》《与鹿归》这样的作品，它们蕴藏着我对故乡的情意、对自然生态的关切。这份真诚和责任感应该是文学的核心价值，也是联结读者的基础，我有这份自信。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如何既获得市场的认可，也赢得读者的口碑？

　　沈念：我认为关键在于回归文学的本质，就是要写出生动可信的“生命故事”。如果说《与鹿归》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不是因为空喊保护口号，不是因为在打“悲情牌”，而是既有科学细节构建的真实感，也有诗意表达升华的情感，更是因为写出了“青铜王冠”“茜茜公主”这些有不同命运的麋鹿个体，写出了老杨、新建哥这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守护者，让读者能在共情中领悟背后的生态话题。一部作品能同时提供知识的增量、故事的可读性、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时，市场与口碑的统一便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中国环境报：接下来，您最想突破的题材或创作形式是什么？

　　沈念：我希望我能在小说的探索上走得更远。之前谈到我的“方志小说”系列，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跨领域融合，便是将地方志的纪实性、历史感与小说的虚构性、想象力相结合。至于是不是以动物为主角，《与鹿归》已经有了一次集中尝试，我觉得未来的重点突破还是在于如何将这种“非人类中心”的视角，更有机地融合进关于人类命运的复杂叙事中，甚至是挑战更多元的结构方式，来表现自然与文明关系的非线性与复杂性。

　　中国环境报：能否透露下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

　　沈念：在《与鹿归》之前，我出了一部散文集《山海经纬》，它记录了我作为“大地漫游者”行走于山川湖海之间的见闻与思考。如果说《大湖消息》《与鹿归》是向故乡洞庭湖的纵深挖掘，那么《山海经纬》则是一次横向的跋涉，延续着我对自然、历史与人文关系的持续关注，也是试图在更辽阔的地理与文明坐标中，寻找心灵与大地结盟的方式。2026年上半年我会有一本由四个中篇小说构成的围绕洞庭湖的长篇叙事作品出版。以一个从“溪洲”改名“溪舟”的村庄为背景，在这片与大湖相邻的土地上，有复杂的历史、纠缠的现实，有困顿、踟蹰或进取、求变的人生，带给读者的将是有关命运变迁的阅读体验。

　　中国环境报：回顾您的自然生态题材创作历程，目前是否还有未实现的“野心”或想要达成的目标？比如打造某一自然区域的“文学IP”、推动自然生态文学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或是培养更多关注该领域的青年写作者？

　　沈念：“野心”这个词很好，它意味着不满足。对于写作者来说，永远是觉得下一部作品更好。我的野心可能不在于打造一个具体的IP，而在于通过持续、深化的写作，为“洞庭湖—长江”这一宏大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空间，构建一个层次丰富、具有足够精神重量的文学表达体系。从《大湖消息》的散文创作，到《与鹿归》的生态纪实文学，再到“方志小说”系列的虚构探索，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我也非常愿意通过讲座、交流等方式，与青年写作者分享经验。我深信，生态文学的未来在于有更多写作者真正沉入大地，写出带着各自生命体温和独特发现的作品。如果我的创作能激起一些回响，吸引更多目光投向这片领域，那便是写作带给我的额外奖赏。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

　　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沈念，近期推出又一部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的生态纪实文学作品——《与鹿归》。这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划并推出的“从濒危到繁衍”丛书的其中一本。

　　从斩获鲁迅文学奖的深耕之作《大湖消息》到《与鹿归》的纵深挖掘，从散文集的抒情写意到“方志小说”的体裁探索，沈念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向内沉淀、向外延展的姿态。

　　对他而言，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前作的简单延续，每一次突破都暗藏着他对文学表达边界的叩问与重构——因为于他而言，自然生态从来不是单纯的创作题材，而是他立足“洞庭湖—长江”这一自然与人文地理空间，构建文学表达体系的窗口与视角。

　　我们如何理解沈念的一部部创作、一次次突破？他如何以自然为窗口、以生态为脉络，构建专属于他的文学版图？他如何拓展表达形式、传递丰沛思想？又如何在持续书写中破除经验重复的困境、积淀创作的生命体验？

　　本报记者专访沈念，抛出多个深入创作本质及精神内核的问题。从他的真诚回答中，一窥一名作家是如何用笔墨构筑文学世界的，探寻文字背后的精神密码与思想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