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其自然文学杰作《沙乡年鉴》闻名于世。这位美国生态学家、环境伦理学先驱，毕生都在思索人与土地、其他物种的关系，极大拓展了伦理学的疆域。环境史学家苏珊·弗莱德所著《利奥波德传》，是对这位思想者智识世界、观念嬗变的全面探讨。全书原名为《像山一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与对鹿、狼和森林的生态态度之演变》，她创造性地以“研究对象”为传主设立了思想锚点。

　　像山一样思考，成为利奥波德生态感知、审美顿悟与批判思维的象征性表述。“只有山活得够久，才能客观地聆听狼的嗥叫。”狼位于生态系统的顶端，象征土地的健康与原始活力；鹿则被视为山的本体，鹿的生死，影响人类对山区的心理感受（实在感抑或虚空感）。作为林业官和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用限制狩猎、捕食者控制、建立猎物庇护所、人工补足畜养等手段应对鹿的稀缺。

　　早期利奥波德强调“猎物管理”，而非“野生动物保护”。鹿群与林业管理相通，都体现出经济意义的资源与财产观念，目的是可持续地使用与产出。他从功能主义角度对生态进行整合思考——种群变化、植被替代、人类介入如何影响“土地共同体”。从前期鹿太少，到后期鹿群暴发，都关涉到土地健康这一根本问题。利奥波德始终在摸索自然的平衡性，与人类措施的平衡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权重。

　　真正的转变在于他意识到“猎物管理”背后，存在对技术控制论的高估。他开始向生态学转变，重提审美范畴的“野生动物”。在整体上要尊重土地，“不仅是把它视为一个有用的仆人，而且是视为活的存在物”。多重身份决定了多重立场。在威斯康星，利奥波德聚焦于公共政策、生态科学和生态伦理如何兼顾。培养公众生态意识是漫长的教育过程。面对鹿群暴发，生态政策要有大转向。限制捕杀的旧观念，让位于捕猎母鹿，恢复捕食者的新措施。法规总有滞后性，而预见性则依赖假想与推断，它需要自然周期才可印证。

　　利奥波德虽不是职业哲学家，但他对可持续性、共同体构建、生态平衡性的理解，都有深刻的理论构想。如过度放牧的界限，不是土地能承受的极限，而是以未开垦时的条件为参照。

　　“像山一样思考”承载利奥波德对土地伦理的核心隐喻。我概括为：依托于自然主义的系统论、“去人类中心化”的审美观、动态修复的健康论。人类的环境控制要学会配合自然的调节。要看重土地关系的健康，而非怜悯单一种群与个体的生死。这种生态价值论暗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道家哲学。后期利奥波德开始理解自然如同“市场”，应当是看不见的手发挥主体作用，人类管理只是辅助“工具箱”，介入手段虽多，却不应打断自然的发生逻辑。

　　更重要的是，环境治理的本质，始终围绕人的治理、空间治理与利益配置。传记阐明了利奥波德的特殊位置，他是少有将调查、经验、态度与思想，都付诸行动和政策之人；也是沟通技术与权力，专家与公众的重要桥梁。利奥波德遇到的挑战，在于既要说服官员，接受不断变化的环境现状，随时走出政策舒适区；又要培养公众生态意识，摆脱认知成见与心理接受惯性。这些是维系土地健康的最终保障，也是一位环境思想家、生态教育家的毕生努力。

　　这部传记是对利奥波德思想的“考古”。弗莱德描绘其生态观念的生成史，勾勒其人生各阶段的思想肖像。自我的变更与扬弃，成为书写的主线。利奥波德的生态态度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疑惑无知、猜测假想、漫长观察，逐步尝试理解意义。利奥波德走了大量弯路，证明了很多悖谬，这也是此书的价值——它呈现出一位卓越生态思想者的精神历险，终究是与自我的博弈，探寻如何超越人的局限，站在山的一边，土地的一面。

　　作者：（美）苏珊·弗莱德译者：苏贤贵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