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银

古人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百川之源。

青藏高原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乃至南亚、东南亚人们的生命之源。所以，青藏高原也被人们誉为“中华水塔”。

作为“水塔”，青藏高原蕴藏着巨量的雪水，滴流成河，长期滋养着中华民族广袤的土地和人民，也为南亚、东南亚的人们送去清流。因此，对于这座“水塔”的珍惜和保护，就是对中华大地乃至南亚、东南亚人们生命的珍惜和保护。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水资源危机等原因，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也已经有明显的表现。近些年，人们有很多关注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认识和行动。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中华水塔》的写作，也是这些认识和行动的组成部分。

在《中华水塔》写作之前，陈启文在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时，曾经对黄河、长江源头有所踏访勘察。这一次，他依然不惜冒着高原缺氧的风险，无惧道路坎坷艰难，再次亲临实地考察，表现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追问和努力感受精神。

依据作者的追寻踏访，《中华水塔》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描绘了三江源头的独特自然地理表现，为读者描述源头活水漫延成河成江的情景，不仅神秘惊异奇妙，而且引人向往和感慨。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正是从三江源流来的清水，滋养了广大的土地，养育了亿万民众，培育了人类灿烂的东方文化。“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水塔》的写作，也是对生命和文化之根的叩拜与致敬。

因为地理资源和对于广大地区人类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三江源一直是被仰视和感念的对象，滋生了很多精神与文化的高地。

在这个神秘而丰富的高原，诞生了藏民族古老的“格萨尔王”的传说和歌唱，留下了很多唐王朝初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身行汉藏和亲的故事传说及遗迹，也有很多虔诚强烈的宗教信仰活动表现。

到了现代，则有黄河漂流勇士尧茂书等人的悲壮行动，索南达杰保护藏羚羊英勇牺牲的英雄故事以及修建青藏公路时战士的勇毅、多年在黄河源头塔拉干旱荒原坚韧种树的老郭（郭增鸿）等故事。

恰恰是作家在三江源地区考察和相遇的这许多人物故事，使得这里展现出了丰富特殊的人的命运和文化内容。

作者对三江源考察和认识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映衬着一个三江源和中华历史文化、社会民生紧密联系改变的过程。这些内容的大量存在，既说明了三江源的自然历史承载力量，也清楚地使人们看到，三江源不光作为水塔的自然属性存在着，还在社会文化方面，与中华民族具有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

或许，正是这样的历史承载和割不断的联系同时被作家记述，彰显了三江源的极端重要性、丰富性。作品也很巧妙地在不动声色中将三江源作为“水塔”的自然属性叙述融合转换为更加丰盈厚重的文化文学写作，成为了有大量独特感受和温度的倾情表达。

三江源是维系中国乃至亚洲的水生态安全命脉。为了中国和亚洲广大地区人们的生命生活安全，必须很好地保护三江源的清流和生态环境安全。陈启文在《中华水塔》里，围绕保持水的洁净和丰盈，对三江源地区疯狂的淘金、挖虫草、开发盗猎等导致河流中断、草原沙荒、植被破坏、生态恶化的现象予以谴责。

在作家的笔下，细细的流水、矮小的青草，哪怕是冰冷的雪塔石头等都是有精彩的生命表现和过程的。更不要说高原的藏熊、野驴、羚羊和鼠兔等动物，都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很好地给予保护。这些观点，显示了陈启文开阔的文学视野和丰富的生命情怀。

作家指出：“人类从来不是大自然的主宰，相反自然生态支配着人类的生存。”《中华水塔》通篇贯穿着“强调尊重自然法则，选择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认识和表达，“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这是非常富有根性的认识，也是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文学视域和目标的开拓与升华。

报告文学创作，是存在着很明显的对象规定性的。作家在某些时候难免不受题材对象影响。但是，报告文学同样也属于作家的主观表达，不过这样的表达是依赖真实的对象来展开。

在青藏高原行走考察的时候，陈启文首先臣服于高原的巍峨和宽广，神秘和丰富，有一种敬畏和叩拜的自觉。但是，当他置身其间，融入其中时，他也无法躲避因为高原独特的地域环境，带给自身的压力和痛苦这些接近生死的体会和记忆。而这些内容恰好成为作家认识、感受、理解三江源地区的内生因素，成为体验感受生命的一个过程。

同时，这样的经历和记述，也非常自然地使环境、人物、感受、记述等内容，很好地融汇到文学表达之中而产生奇特的意义价值。陈启文站在高原上，他没有“山高人为峰”的傲慢，也没有“山深不见人”的矮化自己。他作为叙述主体，视域开阔、观察仔细，思考深入、表达生动，避免了将文字呈现为山水地理调查资料的状态，实现了一次超越以往同题文学高度的生动书写。

（作者系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