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仁发 （《作家》杂志主编）

2017年5月4日胡冬林病逝。送别他之后，胡冬林的妹妹胡夏林给我打电话说：“哥哥还曾拿着《作家》一笔预付稿费，现在我把它退还你们吧。”胡夏林的话忽然让沉浸在低迷悲凉情绪中的我思维回到工作的轨道，我马上和她说，稿费不但不用还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要付给你。你把冬林留下的《山林笔记》整理出来，交给《作家》连载吧，咱们每期再配一篇熟悉胡冬林的作家朋友的文章，继续开“长白山笔记”这个专栏。

一言为定，就这样从2017年10月开始到2019年10月，《作家》连载了胡冬林的《山林笔记》18期，80多万字，并配发有周晓枫、邱华栋、张守仁、叶广芩、彭程、乔迈、徐敬亚、朱日亮、张洪波、刘庆、任白、高君等作家纪念胡冬林的文章，这可算是《作家》杂志有史以来的一项浩大工程。在连载完成之后，我和尹涛、任白、陈琛几位朋友又一起合作策划了《山林笔记》这套大书的编辑出版。

自然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流派，若追根溯源的话，恐怕一定要找到18世纪英国的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才行。《塞耳彭自然史》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开启了自然科学的博物学研究史，同时它也是自然文学的最正宗的鼻祖。据说达尔文当年迷上博物学研究就是因为在他十六岁生日时得到他舅舅给他的一份礼物——《塞耳彭自然史》，包括达尔文一生中关于蚯蚓与腐殖土形成关系的论文，也大概是受怀特的启发写出的。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物也都深受吉尔伯特·怀特的影响。在自然文学滥觞的过程中，梭罗等人的写作观念中也都不难寻找到怀特的影子。

胡冬林的创作体裁一直以来是比较广泛的，有长篇小说如《野猪王》，有长篇儿童文学如《巨虫公园》（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有散文集如《青羊消息》《狐狸的微笑》等。但若论其成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厚重的《山林笔记》。胡冬林的这部分作品完全属于能代表中国的自然文学成熟状态的创作。自然文学是有自身界定的，按照学者程虹的说法，它是指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形成于当代的一种文学流派。从形式上看，是指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在内容上主要是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写作者要有土地伦理观。也就是美国的“自然保护之父”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原荒纪事》中提出的“土地道德观”，“简言之，土地道德观把智人从土地群落的征服者变成了群落中一名普通公民，这意味着尊重自己的异种伙伴，尊重整个群落体系。”写作《原荒纪事》时的利奥波德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的冲突。他自称为少数派，在《原荒纪事》的序言中，他说：“能够看见大雁比能看到电视更为重要，能够找到海棠花与言论自由一样是不可褫夺的权利。”二是自然文学的写作者要有一种位置感。我理解这种位置感与泛泛地写出与生态有关的那些作家不是一回事。它需要作家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安营扎寨。梭罗到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住了26个月，利奥波德在那个废弃的农场里也陆续住有一年多时间。

胡冬林从2007年从长春搬到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历经5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观察长白山的动物、植物、菌类，在荒野上学习博物学知识，留下了自然文学的宝贵作品。他把自己的生命与长白山的生态保护融为一体，在这里发生的山火会灼烤到他，看到人们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去打松籽，会让他焦虑不安。发现珍稀植物温泉瓶尔小草被人为毁灭，他到处再去寻觅。发生建高尔夫球场大量砍树和盗猎分子杀害5头野生黑熊的事件时，他像一个斗士一样勇敢地站在前线。他明确告诉人们：“当人类利益与野生世界发生冲突时，我永远站在野生世界一边。”

为了获得书写自然文学的博物学知识，胡冬林的启蒙老师是他父亲的老朋友动物学家、鸟博士赵正阶。赵正阶先生早年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放弃了在机关的工作，来到长白山保护区进行动物学研究，主编有《中国鸟类志》。他还写有一部自称为“不伦不类”的《长白山动物记》，实际上这正是和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一样路数的博物学与文学融合在一起的作品。胡冬林的《青羊消息》就是借助动物学家赵正阶的视角和心理活动得以完成的。胡冬林写出的《蘑菇课》则是得益于长白山科学研究院的菌类学家王柏先生的指导。胡冬林在2011年8月3日的《山林笔记》中记载到：“约王柏老师来唠唠，照例谈蘑菇，建议我加上虫草、地衣、毒蘑菇。王老师说今年的虫草特别多，也可以抽空跟他上山采虫草。”此外，胡冬林在长白山还有不少“山里通”朋友，他和曾经是猎人的孙喜彦成为了至交，这些人带着他进山，向他实地介绍许多动物的习性，对他的写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胡冬林和其他一些进行生态文学写作的作家不十分相同的是，他的自然文学写作，应该说是属于博物学与文学结合得十分完美的写作。这就要求自然文学写作者首先要有真实书写自然的能力，即拥有广博的自然知识。然后还要有一块领地，胡冬林之于长白山就像怀特之于塞耳彭、梭罗之于康科德、利奥波德之于威斯康星一样，他们的作品和一个具体的地方是不可分割的。接着还要说到独特的审美性怎么完成？在真实书写的基础上，还应写得亲切。李健吾在上世纪30年代读到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时就感慨地说：“亲切是一切文学的基本条件”。约翰·巴勒斯也曾说道：“对自然史主题的文学处理当然和科学的处理非常不同，而且也应该如此……文学的目的在于以感动我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事实”。这些或许都是自然写作的审美要义。